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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家狗與男一號的孔子形象變遷

http://www.CRNTT.com   2010-02-01 10:30:48  


 
  其實,在孔子同時代的“外人”看來,孔子的栖栖遑遑,游走四方,更像“喪家之狗”。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六十歲時,在鄭國與弟子走散了,“孔子獨立郭東門”。有鄭國人就對孔子的高足子貢說:“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堯與皋陶是儒家推崇的聖王,子產則是稍早於孔子的賢者。這個鄭國人形容孔子的額頭、脖子和肩膀都長得像聖賢的模樣,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的三寸,說明孔子的上身比下身長,意在於諷刺孔子是不倫不類的“聖賢”。

  但廣為流傳且頗有爭議的是鄭人接著說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據實以告。孔子聽後的第一反應竟然是“欣然笑曰”,並進一步解釋說:“形狀,末也。而謂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認為鄭人對他外貌的描述是細枝末節,但是說他是“喪家之狗”,“很對!很對!”

  孔子這裡的“欣然笑曰”和“然哉!然哉!”並不僅僅是說孔子有很大的氣量,容許別人稱他為“喪家狗”;也不是說孔子在這裡有所感慨,覺得自己無家可歸,被鄭國人說中;簡單理解為這是“六十而耳順”的例證也失之浮泛。

  孔子為什麼講“喪家”?結合孔子的生平來看,他一生四處漂泊,確實像“喪家狗”。然而如果我們細讀經典,就不難發現所謂每一次的“ 喪家”,當然有迫不得已的情況,但更多的是孔子主動的選擇;或者說,孔子“被喪家”,恰恰是因為他的堅持。孔子當然有不可勝數的機會與各色權貴結成一體,沆瀣一氣。但是孔子最欣賞的還是與青少年一起“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的“曾點氣象”;他認為簡單的物質生活同樣可以帶來快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而後世哲人所津津樂道的“孔顔樂處”,就是在思想世界中的樂趣。

  孔子的確非常有政治抱負和政治才能,但他考慮問題的最終落腳點還是思想家的立場。政治家與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於思想家對於君主沒有忠實的義務;不僅如此,很多情況下君主還是思想家們批判的對象。只不過孔子的批評不是簡單的斥責或抨擊,而是充分了解他所到諸侯國的政治情勢,以勸導為主。比如,“子見南子”,是因為南子對衛靈公有最大的影響力。這可以看作是對現實的妥協,以至於孔子的學生子路也不理解,孔子只好發誓說,如果自己的言行背離了道義,“天厭之,天厭之!”

  但是,假如一個君主的作為最終不符合孔子從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會主動地離開這個國家。因此,孔子的“喪家”不完全是他被驅逐,雖然有被驅逐的情況,但更多的時候是孔子沒有把任何一個具體的君王,任何一個具體的諸侯國當成自己理想的家園,哪怕是魯國。換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園不在當下,不在現實,而在於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孔子這裡所說的“周”其實是歷史上發生過的,被理想化的文化傳統。而在終極意義上了解他,信任他,給他使命的則是“天”。

  所以我們可以把“喪家狗”的關鍵理解為在於“喪家”,而並非在於“狗”。那個鄭國人顯然有輕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會以為“喪家狗”是世俗意義上的沒有歸宿。毋寧說,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或歸宿,才可以做自主意義上的“喪家狗”,而不把地域意義上或富貴意義上的“家”看得很重要——當然,尋找的過程是艱辛而曲折的。

  “任何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園的人都是喪家狗。”這句話其實有些似是而非,因為就具體的生活環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園”都不在現實世界之中,或許僅在於“世外桃源”或“無何有之鄉”。倒是可以反過來考慮: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園的人,就不會對於現實世界中的顛沛流離耿耿於懷。

  所以孔子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說出其中的“道理”;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講的很多道理,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患得患失,進退失據。孔子之為孔子,在於能夠從生活和經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時又把哲理貫穿於日常的生活和對經典的解釋中。

  孔子之為孔子,還在於他能把一些看起來粗淺的,乃至是粗魯的問題提升轉化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義的哲理,這一點在《論語》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怎麼樣,孔子說也不錯,但是不如“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子貢還問孔子現在有一塊美玉,是裝在盒子里藏起來,還是“求善賈而沽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說明孔子不願意以“藏”的方式獨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賣出去)的機會以發揮自身價值。但子貢問的是“求”,而孔子的回答是“待”。

  孔子以為富貴不可強求,但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可見,孔子最關心的是德性的修養,學問的講習,向正義的靠攏,以及對於過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張“越窮越光榮”,也沒有意願“傍大款”—以為孔子靠學生出名,特別是靠最會經商的子貢出名,是比那個鄭國人更粗陋的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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