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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立誠：新左派新在哪裡

http://www.CRNTT.com   2010-09-18 08:22:28

一些新左派人士對諸如文明、理性、啓蒙等 “現代性”概念進行批判與質疑。汪輝在 《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等文章中說，現代性觀念（直綫向前發展的時間意識——汪輝）來自中世紀的基督教，而且現代性概念是一個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現代性觀念產生於基督教，但現代性所導致的世俗化又與基督教發生衝突。再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場，這些都是從屬於資本主義的概念範疇，但是現代主義美學卻具有反資本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特征。因此，現代性是一個 “自己反對自己的傳統”。汪輝認為，現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當作普適性概念套在中國頭上。在這方面，韋伯運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過宗教倫理分析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問題，就產生了很多混亂和錯誤。在分析中國問題時使用西方的現代性、理性化的理論範式， “是一種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支配”， “無法診斷中國現代社會自身問題”。  　　然而，站在新左派對面的秦曉、周其仁等學者卻認為： “現代性是指歐洲啓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 現代性固然是一個由學者定義、闡釋的概念，但就其內容來說，在最本質的層次上，它是人類共同的想法，來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的普適性不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為無論哪裡的人都很容易認同這個概念。” （周其仁：《致秦曉、何迪函》）  　　另外，關於啓蒙，新左派提出詰問是： “什麼是啓蒙？啓蒙誰？誰有資格啓蒙？”新左派指責 “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大通病，就是從西方話語中尋找精神資源 （比如啓蒙），實際上是 “被殖民了”。  　　在汪輝看來，啓蒙已經死了。他在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說： “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啓蒙主義日益處於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啓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啓蒙知識分子作為價值創造者的角色正面對深刻的挑戰……正由於此，啓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但是學者汪丁丁卻駁斥汪輝說：啓蒙萬歲！汪丁丁的理由是：啓蒙是一種對待傳統的永恒的批判態度。在這一意義上，啓蒙精神是長存的。源於啓蒙運動的 “普遍主義”理性和“個人主義”自由，在當代中國困境中，仍然適用 （汪丁丁： 《啓蒙死了，啓蒙萬歲！》）。  　　學者資中筠明確回答： “當前我們需要啓蒙”。這位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說，啓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啓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的自我啓蒙，在這過程中受到許多人的啓發。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衆，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 “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資中筠：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經濟觀察報》2010年7月5日）  　　學者高全喜說，中國現在所處的時代，從政治邏輯上看，仍然處於早期現代的時間節點上，對應著西方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相關的問題。所以當然還需要啓蒙。 （高全喜：在 “社會轉型與現代性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讀書》2009年7月號）  　　陳小魯在2010年8月16日出版的 《財經》雜志發表文章說，思想啓蒙很重要，應該多講民主，講自由，講博愛，講天賦人權，講人道主義，講權利，講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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