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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命相持：第一公民梁啟超

http://www.CRNTT.com   2011-05-31 15:18:57

從共和派轉向立憲派 　　流亡的生活並不平靜。除了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外，在日本內閣大臣犬養毅家，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為看來，孫中山倡導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斷無與他合作的可能。 　　梁啟超卻沒有絲毫成見，他樂於接受新鮮事物，從善如流，贊成革命，很快便與孫中山打得火熱。當時，孫中山的聲望無法同梁啟超相比，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啟超介紹給孫中山的。1899年夏，康有為被日本政府驅逐，離開日本去了新加坡。少了老師的掣肘，梁啟超同孫中山往來更加頻繁。其實，梁啟超並非對孫中山篤信不疑。他認為孫中山常說大話，“徒使人見輕耳”。 　　不久，梁啟超聯合康有為的13位弟子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 　　康有為接信後，怒不可遏，立即令其離開日本，到檀香山辦理保皇會。梁啟超表面上聽從老師的話，內心卻很不滿。除了政見不同，經濟的原因也很重要。梁啟超流亡海外，主要靠辦刊、賣文維持生計，生活清苦。而康有為聲稱有光緒的“衣帶詔”，以保皇為名一路大肆斂財，掌握了百萬巨款，卻並未很好的接濟梁啟超。 　　到檀香山組織保皇會後，梁啟超對當地華僑說，他組織保皇會，名為保皇，實則革命。頓時得罪了改良、革命雙方，很多人指責他“掛羊頭，賣狗肉”。然而沒過多久，梁啟超的態度就180度大轉彎，徹底摒棄了用暴力革命建立共和的主張，轉而支持開明專制的國體。 　　思想的轉變源於他1903年應美國保皇會之邀游歷了一番美國。在這片曾被他稱作“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的土地上，他失望了。他見到鱗次櫛比的高樓、興旺發達的工業，卻也見到了世紀之交的怪物——托拉斯，見到了馬克吐溫筆下暗箱操作的“黑金政治”，更見到了華僑社會幫派林立、互相殘殺的種種醜陋現象。於是，他得出一個結論：共和不適用於中國。信仰崩潰的梁啟超寫道：嗚呼痛哉！吾十年來所醉、所夢、所歌舞之共和，竟絕我耶？吾與君別，吾涕滂沱。 　　回國後，他冷靜地想了想，認識到以中國之大，國情之複雜，民眾素質之低下，搞起革命來，一定是多年大亂。而最終收拾動亂的人，一定是有極大能量和權術的獨裁者，到底還是專制。梁啟超給革命開出的公式是：革命——動亂——專制。給立憲開出的公式是：開明專制——君主立憲——民主立憲。 　　從此，梁啟超走上了堅定的改良主義的道路，利用各種渠道不遺餘力地呼籲立憲。 　　革命黨對梁啟超的轉變極為不滿，他們在東京創辦了《民報》，第三期就下了戰書。一場立憲派同革命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影響深遠的論戰拉開了帷幕。 　　革命派說：要自由，就得流血犧牲。 　　梁啟超說：暴力革命得不到共和，只能得到另一個專制。 　　革命派說：日本、英國搞君主立憲，也要流血。 　　梁啟超說：法國大革命，動亂80年，血流成河。其他歐洲15國，君主立憲，都和平完成轉型。共和當然最好，但鑒於中國現實，只能從立憲做起。 　　革命派說：既然立憲是過渡，共和是最終目標，為什麼把時間耽誤在過渡上。 　　梁啟超說：因為漸進改革損失小。 　　兩派你來我往，革命派占據著《民報》，章太炎、胡漢民、汪精衛輪番上陣。立憲派只有梁啟超孤身一人，陣地是他1902年創辦的《新民叢報》。 　　通過和革命派的論戰，梁啟超確立了輿論界驕子的地位，並代替康有為成為立憲派新的精神領袖。 　　同時，在論戰過程中，梁啟超發明了一種介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的新文體，後世稱之為“新民體”。由於百姓和士子都樂於接受，新民體傳播很廣。用這種讀者喜聞樂道的文體，梁啟超寫下感人至深的《少年中國說》，“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的鏗鏘之語激蕩著那個時代無數年輕人熾熱的心靈。 　　黃遵憲就極為推崇新民體，稱讚其“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再加上梁啟超善用“拿來主義”，直接將日文的漢字詞語引入中國，諸如“政治”“經濟”“哲學”“民主”等等，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而這其中，有一個詞是梁啟超的原創，那就是“中華民族”。 　　不過，梁啟超文采橫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寫慣了報紙文章、論戰文章，只追求打動人。他的一支筆可以驚醒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卻沒有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的著作。陳獨秀就評價梁啟超的著作為“浮光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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