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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時：胡適創造了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

http://www.CRNTT.com   2011-12-16 14:53:19

為普世價值護航 　　東方早報：1958年，年近古稀的胡適從美國紐約回到台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作為提倡自由、民主、容忍等基本價值的五四知識人，他似乎遭受來自當局、新儒家和自由主義陣營內部的三重壓力。比如晚年胡適的助手胡頌平整理出版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披露的胡適對徐複觀等人的坦率批評，就讓習慣了“溫文爾雅”的胡適形象的大陸讀者感到“吃驚”，他晚年在台灣的真實處境怎樣？對台灣的自由民主運動有著怎樣的影響？ 　　余英時：至於胡適晚年在台灣的影響，就我所知，則只能說是間接性的。他以《自由中國》發行人的身份，終成為台灣自由主義者的護法。《自由中國》是國民黨教育部出錢支持的，時在一九四九年初，胡適還在上海。當時國民黨危機感極大，非常需要自由主義者的支持，因此決定辦這樣一個刊物。《自由中國》的“宗旨”便是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四月赴美船上寫成的。初到台灣的時候，國民黨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繼續需要與自由主義者合作，也更不能失去胡適的精神支持。因此黨中雖有人對《自由中國》的言論不滿，也只好勉強容忍下去。一九五八年之前，胡適長住紐約，為《自由中國》寫的文章也很少，不能說有多大的影響。《自由中國》最得力的人有兩位，第一是雷震，該刊的實際負責人，第二是殷海光，一位最激進的自由主義者，思想上發生的作用最大。一九五八年以後，胡適回台任“中研院”院長，他仍滿懷熱情提倡民主、自由、人權、容忍等等普世價值，然而他左右沒有志同道合者能幫他的忙，只是一個人高高在上，相當孤立。《自由中國》當然得到他的保護，此外也有不少本省人和自由主義者（包括雷震）想借重胡適威望，組織反對黨。這便一天天引起蔣介石的警惕和敵視了。終於在一九六○年九月，趁胡適訪美之際，逮捕了雷震等人，《自由中國》自然也隨著停刊了。 　　胡適在台灣自始至終都在為現代普世價值的傳播作護航，也在為成立反對黨而大聲疾呼。他在這兩方面所發揮的功能具有關鍵性，否則無論是自由主義思想或民主運動，在五六十年代的台灣都不大可能取得公開而又合法的活動空間。胡適扮演這一護法角色，是十分盡力而且從未退縮過。他的日記和蔣介石的日記互相對照，即可得到真相。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指出：胡適最後在台灣的四五年日子很不好過，受到各方面的重大壓力。在政治上，國民黨對他的“圍剿”從未放鬆過；在文化上，新儒家（如徐複觀）對他則極盡辱罵之能事；即使在自由主義陣營中，激進派如殷海光也認為他過於軟弱，不肯與蔣介石公開破裂，鬧個天翻地覆。（事實上，即等於要他領導來推倒國民黨政權。）你們說，在《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看到胡適“對徐複觀的批評”所表現出來的“憤怒”，感到“吃驚”，可見你們對胡適所受到的壓力一點也不知道。事實上，胡適只不過說了一句：“徐複觀的文章，我真看不下去了。”這樣的反應是很有節制的。胡適是人，自然同樣有喜怒哀樂，似乎不必“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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