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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背後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5:40:57

延伸閱讀：鄧康延 回歸常識    　　2012-07-10 09:12:04　新京報　作者：劉雅婧 　　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鄧康延，上世紀50年代生於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礦院地質系。1982年開始寫作，出版有各類著作及電視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職《深圳青年》策劃總監、香港《鳳凰周刊》主編。現為深圳越眾影視公司董事長，主要從事紀錄片製作，作品有《尋找少校》《發現少校》《深圳民間記憶》《先生》等。 　　為了記錄片的拍攝，鄧康延2010年2月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查閱資料。 　　拍攝紀錄片《尋找少校》和《發現少校》的六年時間里，鄧康延多次去雲南，在騰衝搜到幾册民國小學國文課本，成為拍攝《先生》的契機。他好奇，“當時的教育之風如此，民國學生和先生都是什麼樣的呢？”於是，說幹就幹，醞釀近十年，籌備兩年多，拍攝近一年，召集數十人組成四個團隊，採訪上百人耗資逾百萬……紀錄片《先生》的前十集，終於於近日出爐。 　　從《深圳青年》到《鳳凰周刊》辦雜誌，再轉行做紀錄片，拍攝遠征軍抗戰系列，深圳民間記憶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課本新閱讀》和十集紀錄片《先生》。作為50後生人，幾十年對複雜社會歷史的親驗與觀察，最終變成一個簡單的行動綱領：如何講述，如何啟發，如何堅持。對鄧康延而言，對民國精神的守望，對教育的支持，也是對未來公民社會的期待。他說：“我就是想回到小學課本一樣的常識。” 關於《先生》 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先生》第一個十集的背後，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學，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歸派”。蔡元培和胡適的北大、馬相伯的複旦、張伯苓的南開、梅貽琦的清華、竺可楨的浙大，晏陽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鄉村教育、以及陳寅恪的學術風範……由學者作家傅國湧、餘世存、張冠生、熊培雲等為紀錄片寫文本、做顧問。胡適一集和張伯苓、蔡元培兩集托付給導演高小龍和高群書，陳寅恪則由紀錄片導演王韌主導……所有的候選對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開風氣之先。接下來的第二輯里，魯迅、周作人、林語堂、梁實秋、傅斯年、錢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選。 　　其中，他最愛胡適，拍胡適時好似聽先生在上課，“有些道理我不認同又沒辦法不佩服”，胡適認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謂民國期間的文化就是互相對壘中取長補短，達到新的融匯，這樣才會有相對合理的思想和文化體系出現。鄧康延最終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襲長袍背影，清瘦矍鑠，眺望著遠方。他的片頭詞：“那些背影，讓我們發現民族的正面。” 50後是非觀 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 　　在《發現少校》里有個鏡頭，騰衝九千多陣亡將士的墓碑卑微地羅列成排。一旁的館長介紹，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塊，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歲的軍人，拍攝中的他們淚濕了。“你無法不還他們一個真相”，鄧康延說，如果糊弄歷史，未來就會報復你陷阱。 　　這些年，他看過無數人的歷史。當時下的人們認為社會中堅的50後與諸多時代問題相關，且“非黑即白”的解釋系統非常可疑。他說：“每一代人都沒辦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東西沒法改變，就像沒有皺紋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這種滄桑一定會落到你的生命里。”從上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輩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觀，更年輕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著有毒大米和地溝油，非常可疑，所以他們消解崇高。而他們50後，因過去的耳聞目睹和經受的苦難，對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尋歷史真相時，也是一種可貴動力。 　　有一回，自己與楊錦麟對飲，聊到下鄉時倆人抱頭落淚，楊曾經恨過那個讓他帶病下地的生產隊老隊長。很多年後，老隊長臨死時，帶著懊悔念著他的名字，他哭了，這是兩個人也是兩代人的和解。他們不是無悔青春，其實很悔，想多看幾本書，不甘心青春耗在這樣政治混亂的時代里，但這經歷又成為他們的鈣質。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後的一種返甜情結，“現在分布在體制內外各個中堅的50後，多是一批上了大學的老三屆知青，都曾經天真熱誠。”而自己和楊錦麟這樣的人是那個時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說他偏激，可又認為他活得更率真。“當人們已經懷疑了原來信奉的主義，又找不到新的來支撐，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權力作為支撐。”他信奉那句簡單的話，好的制度能讓壞人變好，壞的制度能使好人變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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