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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中國傳統教育哲學及其弊端

http://www.CRNTT.com   2012-07-17 10:32:37

沒有確立知識的邊界 　　第四，更為重要的是邊界和專業主義問題。知識應當是沒有邊界的，什麼東西都可以成為研究對象。傳統儒家教育哲學是有邊界的，即著重於政治或者統治哲學，而忽視其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教育哲學則沒有確立知識的邊界，尤其是和政治領域的邊界。它強調學者對政治的參與，政治和學術之間沒有建立起邊界，經常導致學術和政治之間的關係過緊。從知識體系確立和發展的歷史看，知識的邊界問題非常重要。知識的目的就是知識，就如資本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資本、政治權力的目的就是政治權力一樣。因為邊界的缺失，儒家也沒有發展出強烈的專業主義精神來。儒家知識分子的功利主義精神過於強烈，沒有“知識的目的就是為了知識”的專業意識。 　　第五，缺失獨立性。沒有對知識的認同，沒有明確的邊界，這使得儒家缺少獨立性。在沒有自身的知識體系的情況下，儒家主要想依靠君王來改造世界，這導致了對權力的過度依賴。沒有獨立性也就是不能形成知識分子的自治群體，這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和其他領域的關係的影響很大。對王權而言，知識群體是個依附型群體。這個群體千方百計想為王權提供有用的知識，但實際上，所提供的知識實在很有限。很多場合，儒家所提供的僅僅是“統治術”。對其他社會群體而言，儒家往往把自己道德化，在很多場合演變成訓斥人的哲學。儒家哲學裡，社會是具有等級的，即士、農、工、商。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而這個“首位”主要是儒家認為本身掌握了社會所需要的道德。對社會而言，儒家也沒有進步觀。儒家主要著眼於根據現存的條件優化統治方法，這裡面是沒有進步觀的。儒家強調統治者要根據現實而變化，但儒家裡面是沒有追求變化的因素的。因此，儒家也歷來被視為是一種保守哲學。 　　儒家的保守性也影響了其和其他知識群體的關係。正如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所展示的，中國歷史上也有輝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中國的科學實踐知識沒有演化成科學知識體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會，科學知識往往總是積累的過程，也就是一直往前走的，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科學知識的大突破，但中國的科學知識往往出現退化的現象，也就是往後走。實踐知識不僅沒有積累，往往被毀掉。為什麼會這樣？這裡的因素很複雜，但有一點非常關鍵，那就是以儒家為核心的統治哲學。當儒家或者儒化的官員（士大夫階層）看到一種技術或者技術知識會導致變化，影響其心目中的道德政治秩序的時候，他們必定和王權結合起來共同反對之。 　　上面討論了作為知識群體的儒家的教育哲學。那麼，社會上其他群體有沒有教育哲學呢？中國的政治領域或者政治人物也有教育哲學。傳統上，王權是有教育哲學的。這裡首先應當指出的是法家。法家往往是統治者。法家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實踐知識，也有比較系統的知識體系，但和儒家比較，法家並沒有申明自己的教育哲學。 　　不難理解，王權的教育哲學的核心就是維持其統治。皇帝在統治社會時往往是儒法並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軟力量和硬力量並用。儒家可以說是軟力量，而法家是硬力量。儒家之所以能夠成為王權的意識形態，是因為儒家接受了王權的改造。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時代，是非常獨立的，這些儒家的先驅周游列國，推銷自己的治國理念。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不畏權勢，具有非常強烈的批判精神。皇帝當然會不高興，在儒家和王權之間經常呈現緊張關係。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就是這種緊張的表現。後來為了適應王權的需要，儒家開始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為王權服務的知識體系。在改造過程中，儒家也強調講真話，但因為儒家對王權的高度依賴，講真話在理論上可以，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講真話的空間很小，甚至不可能。真話能不能講，有沒有用，主要取決於皇帝本人。在一些時候，例如宋朝，皇帝願意和士大夫階層分享權力。但在更多的時候，士大夫階層講真話甚至會招致殺身之禍。這一趨勢一直延伸到毛澤東時代的“反右運動”。培養一個“聽話”的士大夫階層是王權教育哲學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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