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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國文人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

http://www.CRNTT.com   2013-03-31 09:29:42  


蔡元培認為科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產生於無知,科學昌明後,宗教就走向沒落了。
  中評社北京3月24日訊/國民黨理論家朱執信堅決反對宗教,他認為宗教就是迷信,是精神的鴉片。蔡元培認為科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產生於無知,科學昌明後,宗教就走向沒落了。胡適公開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這些傑出的民國學者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上海東方早報日前登載張汝倫的文章“晚清民國文人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

  儘管宗教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一個本質標誌,但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從啟蒙運動以來卻呈式微的趨勢。雖然啟蒙思想家把宗教作為“迷信”和“精神鴉片”來對待,但伏爾泰還是說過如果沒有上帝,我們也要造一個出來這樣深刻的話。這說明,即使像他那樣激進的宗教批判者,還是看到了宗教對於人類生活的深刻意義。伏爾泰畢竟還是有信仰的。相比之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自稱無信仰者的英國人德波頓,就秉承英國小店主的傳統,只知宗教的用處,而不問宗教對於人類的意義了。的確,正如他這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宗教要獲無神論者的青睞,大概也只有說它的現實用途了。可是,說宗教的用處與說宗教對於人類的意義,畢竟是不一樣的。談論宗教的用處,對於我們理解宗教,不太會有根本的幫助。

  毋庸諱言,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當然是有用的,但宗教之所以存在並將繼續存在,卻不是僅僅用“有用”就可以解釋的。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根據,而不僅僅是出於實用的需要。如果說哲學是人理性的產物的話,宗教就是人情感和信仰的產物。人類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但都是出於人的信仰天賦。西方人喜歡以宗教來區別人與動物,就是因為只有人才有信仰這樣一種獨特的心理能力和傾向,它與感知和理性無關。信仰是一種強烈的情感,發自人的內心深處,它沒有感知和理性的根據,但人們需要它卻遠過於對感知和理性的需要,也只有人才渴望感覺和理性本身都會否認的東西。

  那麼,這種情感亦即宗教情感究竟為何?宗教情感首先是生命的情感。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對生死問題,正因為有生必有死,人才會對生命有特殊的情感,希求對生死問題、對生命的意義問題有某種理解。不朽也好,輪回也好,死而複生也好,都不是對經驗事實的認識,而是出於情感的信仰,堅信生命的永續。人們依靠這種對於生命的豐富熱情來抵抗死亡與毀滅。這種信仰再進一步,升華後就是對於無限和絕對的渴求。

  按照德國神學家奧托的說法,對於崇高和絕對者,我們首先會產生一種依賴感,我們覺得我們作為一種造物與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或最高存在者相比,不僅無法同日而語,而且我們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虛無”。因此,我們不得不產生這樣一種絕對的依賴感。其次,既然我們無異於“虛無”,那麼面對上帝的“目光”,面對這位神秘主宰的巨大力量,我們便不能不感到畏懼,感到震顫。第三,既然上帝是那樣的崇高,那樣強大,那樣令人神往,我們自然會產生一種不滿足感或向往感。用奧古斯丁的話說,我們渴望成為上帝。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說沒有類似的考慮。

  很顯然,無論是感性還是理性都不能提供“無限”或“絕對”的確切證據,但人自古以來就會渴望絕對和無限,渴望得到一個絕對與無限的超越者,即神的愛。其實不僅在宗教中,而且在其他事物中人也會追求無限與絕對。這種追求一般不是出於實用的考慮,而是出於對自己根本的有限性的覺悟,正是這種覺悟,產生了對無限與絕對的信仰。信仰是一種獨立於感性和理性的力量,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與感性和理性相矛盾的,但它卻是一種非常實在的力量,人類的許多偉大事業,正是在這樣一個力量的推動下完成的。歷史上真正稱得上偉大的人物,無不有其堅定的信仰。正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孔子才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蘇格拉底才能為哲學而生,為哲學而死;釋迦牟尼才能普度眾生;耶穌基督才能坦然走上十字架。

  無限與絕對過於抽象,所以人們又喜歡用一個相對具象的超越者——神來代替,這決不只是出於理智的考慮,也是出於情感的需要。人在感覺到自己的孤獨無助與根本的有限性時,需要有一個無限者給予他內心的慰藉,讓他對神秘找到一種落實。人們在看到人世間根本的罪惡時,需要一個超越者來保證正義的存在。人由於私利作祟,不能明辨善惡,需要有一個絕對者來明確善惡的界限。這都不是感性和理性的需要,感性和理性只需要它自己,情感才需要超越者。以對絕對的超越者崇拜為特征的宗教,就是根據這種需要產生的。

  最後,如湯因比所說,逆境的加劇會使人回想起宗教,逆境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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