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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國文人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

http://www.CRNTT.com   2013-03-31 09:29:42

蔡元培認為科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產生於無知，科學昌明後，宗教就走向沒落了。 　　中評社北京3月24日訊／國民黨理論家朱執信堅決反對宗教，他認為宗教就是迷信，是精神的鴉片。蔡元培認為科學與宗教是不相容的，宗教產生於無知，科學昌明後，宗教就走向沒落了。胡適公開承認自己是“無神論者”。這些傑出的民國學者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上海東方早報日前登載張汝倫的文章“晚清民國文人為何對宗教多持否定態度”： 　　儘管宗教是人類文化和精神世界的一個本質標誌，但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從啟蒙運動以來卻呈式微的趨勢。雖然啟蒙思想家把宗教作為“迷信”和“精神鴉片”來對待，但伏爾泰還是說過如果沒有上帝，我們也要造一個出來這樣深刻的話。這說明，即使像他那樣激進的宗教批判者，還是看到了宗教對於人類生活的深刻意義。伏爾泰畢竟還是有信仰的。相比之下，生活在二十一世紀，自稱無信仰者的英國人德波頓，就秉承英國小店主的傳統，只知宗教的用處，而不問宗教對於人類的意義了。的確，正如他這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宗教要獲無神論者的青睞，大概也只有說它的現實用途了。可是，說宗教的用處與說宗教對於人類的意義，畢竟是不一樣的。談論宗教的用處，對於我們理解宗教，不太會有根本的幫助。 　　毋庸諱言，宗教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當然是有用的，但宗教之所以存在並將繼續存在，卻不是僅僅用“有用”就可以解釋的。宗教的存在，有其深刻的人性根據，而不僅僅是出於實用的需要。如果說哲學是人理性的產物的話，宗教就是人情感和信仰的產物。人類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但都是出於人的信仰天賦。西方人喜歡以宗教來區別人與動物，就是因為只有人才有信仰這樣一種獨特的心理能力和傾向，它與感知和理性無關。信仰是一種強烈的情感，發自人的內心深處，它沒有感知和理性的根據，但人們需要它卻遠過於對感知和理性的需要，也只有人才渴望感覺和理性本身都會否認的東西。 　　那麼，這種情感亦即宗教情感究竟為何？宗教情感首先是生命的情感。人生在世，不能不面對生死問題，正因為有生必有死，人才會對生命有特殊的情感，希求對生死問題、對生命的意義問題有某種理解。不朽也好，輪回也好，死而複生也好，都不是對經驗事實的認識，而是出於情感的信仰，堅信生命的永續。人們依靠這種對於生命的豐富熱情來抵抗死亡與毀滅。這種信仰再進一步，升華後就是對於無限和絕對的渴求。 　　按照德國神學家奧托的說法，對於崇高和絕對者，我們首先會產生一種依賴感，我們覺得我們作為一種造物與高高在上的造物主或最高存在者相比，不僅無法同日而語，而且我們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虛無”。因此，我們不得不產生這樣一種絕對的依賴感。其次，既然我們無異於“虛無”，那麼面對上帝的“目光”，面對這位神秘主宰的巨大力量，我們便不能不感到畏懼，感到震顫。第三，既然上帝是那樣的崇高，那樣強大，那樣令人神往，我們自然會產生一種不滿足感或向往感。用奧古斯丁的話說，我們渴望成為上帝。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不能說沒有類似的考慮。 　　很顯然，無論是感性還是理性都不能提供“無限”或“絕對”的確切證據，但人自古以來就會渴望絕對和無限，渴望得到一個絕對與無限的超越者，即神的愛。其實不僅在宗教中，而且在其他事物中人也會追求無限與絕對。這種追求一般不是出於實用的考慮，而是出於對自己根本的有限性的覺悟，正是這種覺悟，產生了對無限與絕對的信仰。信仰是一種獨立於感性和理性的力量，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與感性和理性相矛盾的，但它卻是一種非常實在的力量，人類的許多偉大事業，正是在這樣一個力量的推動下完成的。歷史上真正稱得上偉大的人物，無不有其堅定的信仰。正是在信仰的力量下，孔子才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蘇格拉底才能為哲學而生，為哲學而死；釋迦牟尼才能普度眾生；耶穌基督才能坦然走上十字架。 　　無限與絕對過於抽象，所以人們又喜歡用一個相對具象的超越者——神來代替，這決不只是出於理智的考慮，也是出於情感的需要。人在感覺到自己的孤獨無助與根本的有限性時，需要有一個無限者給予他內心的慰藉，讓他對神秘找到一種落實。人們在看到人世間根本的罪惡時，需要一個超越者來保證正義的存在。人由於私利作祟，不能明辨善惡，需要有一個絕對者來明確善惡的界限。這都不是感性和理性的需要，感性和理性只需要它自己，情感才需要超越者。以對絕對的超越者崇拜為特征的宗教，就是根據這種需要產生的。 　　最後，如湯因比所說，逆境的加劇會使人回想起宗教，逆境要求我們重新審視生命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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