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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樂濤：我們緣何誤讀香港

http://www.CRNTT.com   2013-07-04 09:50:40

香港為何看起來沒有“文化”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綿延時間最長的農業文明。自1840年代以後，古老的中華文明開始痛苦的轉型。在21世紀初葉的今天，中國的兩個地區，香港和台灣，都建立起了現代法治體系，轉型為成熟的現代商業社會。 　　兩者轉型的途徑卻截然不同。香港是被強加一套現代體制，經過一百多年，這套體制扎下根來，改變了社會，改變了每個人的精神心理面貌，重塑了文化。而台灣則是經過痛苦的自發改革，內生出一套現代體制。在這個過程中，社會結構與人們的精神氣質也逐步改變，終於在20世紀末實現蛻變。 　　在台灣這樣的內生性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主導的啟蒙運動往往起到重要作用。這樣的社會轉型，一開始就有具體的西方參照物。這樣的轉型目標，主要是知識分子發現的。他們積極宣傳、鼓吹，以這個目標為參照，抨擊現有體制，鼓動人民起來朝這個目標前進，於是引發了革命或改革。 　　在某些知識分子們看來，社會存在種種問題，背後深層次的原因，廣大的普通民眾對此並不知情，也無力知情，因為他們缺乏知識，或受蒙蔽而麻木不仁，因而，知識分子就要喚醒他們、教育他們、引導他們成為具有現代意識的公民，並通過行動建成現代化的社會。 　　在傳統朝代國家向現代國家轉型的威權政治時代，像民國時期與上世紀50-80年代末台灣蔣氏父子統治時期，是啟蒙知識分子大擅勝場的時期，是知識分子英雄輩出的年代，比如梁啟超，比如胡適、魯迅等新文化(300336,股吧)運動的旗手，比如殷海光、柏楊、李敖、龍應台，都被視為啟蒙知識分子。再比如，近些年被冠名以“公知”的一大群體，實際上也屬於啟蒙知識分子的範疇。 　　啟蒙時代，知識分子振臂高呼、搖旌呐喊，擁有很大的社會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力又是非商業的，是建立在精英階層的知識優越性與道德感召力之上的，甚至是建立在強烈的奉獻精神與犧牲精神之上的，所以十分動人。這也使得這樣的社會，雖然人們平均文化水平很低，但看起來充滿了人文精神，富有人文氣質，用王小峰的話說，這樣的社會是“有精神的”。 　　比如在內地，經過30 多年的禁錮之後，80年代一開放，北京的搖滾樂迅速興起，崔健、唐朝等帶有強烈“社會批判、人文關懷”的音樂使那個年代看起來確實“有精神”，有文化。同樣在70、80年代的台灣，從侯德健、羅大佑、蘇芮等人的歌聲中，我們也聽到了強烈的知識分子氣質的“社會批判、人文關懷”。 　　但說到底，“社會批判”之所以興盛、震撼人心，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悲慘的、不公正的現象需要批判；“人文關懷”的興盛也是因為社會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現象需要人們去關懷。 　　王小峰對大陸搖滾樂的推崇，對昔日台灣流行音樂的欣賞，對香港音樂的鄙視，對今日華語音樂的失望，他評判這一切的基點，始終是轉型時期的、前商業社會的的、啟蒙主義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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