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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中國之雷震：所主張的和反對的

http://www.CRNTT.com   2013-07-13 08:20:04

事實上，早自雷震等人被逮捕之後，蔣介石總統就非常關注此案的發展，九月十六日開始垂詢本案發展，數度召集黨政軍高級幕僚開會，指示盡速辦理（九月二十日），與會成員則包括張群（總統府秘書長）、唐縱、穀鳳翔、黃傑、汪道淵（軍法覆判局局長）等人。 尤其在開庭審判之後，他再度訓示辦案有如作戰，要求參謀多擬幾個腹案（十月六日）；甚至在十月八日宣判的當天早上，還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覆判不能變更初審判決"。所以，儘管監察院"雷案調查小組"後來在調查報告中列舉與警備總部處理該案諸多"不合或失當之處"，並提出糾正案，仍然無法改變初審的判決……在強人政治威權獨斷之下，司法和監察體系乃聊備一格，遑論獨立公正。 　　由於蔣在雷案中扮演了不光彩角色，雷震的命運可想而知。李敖是當年接雷震出獄的人之一。2001年11月17日，台北市文化局為紀念雷震先生，在"二.二八"紀念館舉辦過一次《自由中國》半月刊文物、圖片特展。文化局長龍應台特意請來李敖作演講。李敖說："若要了解雷震其人及'雷案'，應當從他與國民黨，也就是與蔣介石的關係發展著眼才對……雷震是當年隨蔣介石來到台灣的人。創辦《自由中國》初期，還是蔣出的資，兩人當初友情深厚。" 李敖這番話，與本文開頭龍應台認為1956年的那篇社論是最終"引火燒身"的關鍵點，都是從雷蔣二人的公私關係來回看雷案的，在其語義上是一回事。不過，雷蔣二人最終在政治上分道揚鑣，甚至"反目為仇"，若單從1956年雷震所寫的那篇社論來看，似乎還遠遠不夠。在《自由中國》生命史的10年中，即便1956年的那篇社論"觸犯龍顔"，讓蔣心中有諸多不悅，但仍未能構成雷震10年"牢獄之災"的關鍵點。龍應台手執的那本《自由中國》半月刊，實際上是一期"祝壽專號"（《自由中國》第15卷第9期）。 　　1956年10月31日，蔣介石七十大壽。蔣故作姿態，透過政府管道表示：婉謝祝壽，要"以六事咨詢於國人，均盼海內外同胞，直率抒陳所見，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納眾議，慮心研討，分別緩急，采擇實施……"。胡適、徐複觀、毛子水、夏道平、陳啟天、陶百川、蔣雲田、徐道鄰、王世傑、雷震等人借此機會紛紛撰文，雖對蔣有所褒揚，但其"進言"也尖銳如刀。雷震的那篇《壽總統蔣公》社論的要點是：建議選拔繼任人才；確立內閣制；實施軍隊國家化。當時胡適正在遙遠的美國當寓公，胡健中向其約稿，他有感而發，遂寫了一篇題為《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的短文。文章以故事而時論，曲徑通幽，巧發奇中，取艾氏比蔣公，勸後者要做到"三無"，即"無智、無能、無為"。也就是說，希望蔣介石能做一個"無智而能'禦眾智'，無能無為而能'乘眾勢'的元首"（胡適語）。徐複觀的文章《我所了解的蔣總統的一面》，以心理學的觀點入木三分地剖析了蔣介石的性格……如此祝壽，攪動人心，酣暢淋離，"專號"連銷九版，一時洛陽紙貴。然而，借"祝壽"而"進言"，畢竟是"坐而論道"，儘管當時即遭到當局的反擊，蔣還是沒有對雷下手，讓《自由中國》半月刊又存活了4年。這時雷震雖已被開除出黨，但其"忠言直諫"的性格並沒有改變。他主持《自由中國》半月刊10年，與蔣介石乃至整個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微妙而複雜。從一開始的合作，到不斷產生磨擦，然後漸行漸遠，進而又升級為不可調和的對抗，這不僅因為雷震本人"擇善固執"的性格，更因為其民主理念與執政當局專制理念南轅北轍、迥不相侔。所以，1956年的那篇社論，只是這種在理念上發生嚴重衝突的一次必然結果，但此時雙方並未真正走到攤牌的時刻。 　　雷蔣矛盾的升級，應是在這篇社論之後。首先，由軍方及國民黨所控制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等對"祝壽專號"進行了圍剿，軍方刊物以"思想走私"為由，大肆攻擊《自由中國》半月刊。"中華日報當時的主持人曹聖芬甚至寫文章表示《自由中國》這樣的雜誌應該加以搗毀，總政戰部也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總攻擊》的小册，所謂'毒素思想'是：主張言論自由、軍隊國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對總統個人的批判等"（《雷震與台灣民主運動》一文，李筱峰），其火藥味之濃，反而激起了雷震等人更強烈的抗爭意志；其次，從1957年7月至1958年3月，《自由中國》連續八個月推出有關"今日的問題"大討論，全面反思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司法、新聞自由等問題。這場討論由《自由中國》編委戴杜衡提出，以表達《自由中國》全體同仁對當時"國事"的整體看法。在首篇專論之前，有過一篇代序，題為《是什麼說什麼》，文章出自殷海光之手筆： 　　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我們立言，以什麼為基準呢？我們立言的基準只有這樣一條：是什麼，就說什麼。事實是白的，我們就說它是白的。事實是黑的，我們就說它是黑的。我們絕不把白的說成黑的。我們也決不願把黑的故意說成白的……（《殷海光全集》第11卷，499頁） 　　不難看出，雷震與《自由中國》半月刊對其"國事"的種種看法，儘管這時仍停留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所擅長的"清議"上，但言詞犀利，戳到了國民黨的痛處，讓蔣介石如坐針氈。可以說，這15篇系列社論，將雷蔣二人的關係不可避免地推向了"對抗"，尤以"反攻大陸無望"等言論最具衝擊力，開始動搖蔣介石統治台灣的信心，當局決意制裁雷震如箭在弦，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轉眼到了1959年至1960間，國民黨準備修改《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想以此否定"憲法"中第47條總統只能"連任一次"的條款，欲意讓蔣介石三連任。雷震聞訊後，在殷海光的建議下，召開《自由中國》編委會全體會議，決定以護"憲"為名，公開反對蔣介石三連任。胡適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卻在1959年11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我盼望蔣先生能在這一兩月里，作一個公開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總統……"（《胡適日記全編.第8册》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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