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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格爾:大學要發出聲音 不要成為國家的僕人 | |
http://www.CRNTT.com 2013-09-17 15:49:57 |
三聯生活周刊:那麼你為什麼一直留在哈佛,留在美國? 昂格爾:我最初來這兒,原本打算只待一年,那時巴西正處於軍事獨裁之下,我的家庭裡很多成員都遭到了逮捕,包括我姐姐,我回不去了。那時,美國人邀請我留下來,我便開始任教,並把我自己投進了一系列理論研究中。國內局勢一開始變化,回國開始變得可能時,我立刻回到巴西。我的時間在巴西的政治參與和美國的理論研究之間分配。 在哈佛,他們給我完全的自由。他們之所以給我這種自由,是因為我的研究對他們的體制不構成威脅——在美國,它完全是理論和哲學上的。我從未把哈佛視為融入美國生活的橋梁,相反,我將其視為隔絕於真實世界的修道所。大多數時候,生活處於修道所與戰場兩者之間,既非戰場,也非修道所。我試圖逃避,身處哈佛幫我實現了這種生活。 教育與大學的使命,是培養塑造那些能夠抵抗歷史潮流的人。正如尼采所說,一個人之所以偉大,不是因為他順應他的時代,而是因為他抵抗他的時代。我想這就是大學渴望培養的人,因為人性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超越當下的情景,這也是界定思想深度與豐富程度的標準。與所有其他古老的大學一樣,哈佛一開始是個宗教機構,一個神學院,它所代表的宗教不服從精神與美國精神密切相連。它有它自己的缺陷,但也孕育了一種熱望與抱負,即將人性代入更高的層次,有所超越,而不僅是成為社會的木偶。但美國的大學現在各個領域都與正統主流思想站在了一起,當大學變得更加世俗,訓練學生變得很有能力,但也更加服從,在各領域用將世界理性化的精神來進行研究,這就毒化了它應有的使命。 三聯生活周刊:你如何看待你自己的美國生活?你覺得你與美國社會發生了深刻聯繫嗎? 昂格爾:我有很多朋友,我的同事對我都很慷慨。但我相信,如果大學的管理層,我指的不僅是這一屆的管理層,我指的是所有的哈佛校長,如果一旦有可能,都會巴不得立刻讓我離開。如果他們有一個按鈕,只要一按,他們討厭的那個人就會掉在地上,我想他們肯定會按的。 我沒有介入過任何哈佛眼下正在進行的政治爭論,但我的確不斷地在抵抗大學的欲望和需求。就像現在,我就與大學在網絡問題上發生了衝突。大學想控制教授在網絡上的言論和出現方式,但憲法賦予的權利決定了,大學無法監控或審查別人的網絡言論。我在網絡上發布了越來越多的錄像,而且我不打算讓校方的權威阻止我。他們要是敢制止我,我就打算上法庭。通常情況下,他們懶得管我,因為我又不參與美國政治,他們一般對待我是有距離的禮貌。但諸如網絡這樣的問題上,還是偶爾會發生本地化的衝突。我很贊成法學院同事勞倫斯.萊斯格的“創作共用”思想,而且巴西在這方面也站在前沿。 我相信世界政治。我就像20世紀的社會主義者一樣,不相信社會主義能夠在一個國家實現。我相信我們的替代道路可以普適化。我寫關於美國的文章,也教很多有關美國的課程,還寫過一本書,叫《美國進步主義的未來》。雖然我不是美國公民,但我經常介入到美國的政治討論中,因為我是國際主義的。我感到,與我身邊的哈佛教授不同,我與美國的先知其實更能產生共鳴,與沃爾夫.愛默生和亞伯拉罕.林肯這樣的人物感覺更近。在很多方面,我對美國精神有強烈的欣賞,我恰好覺得我的作品更能夠體現真正的美國精神,而不是現在美國居於主導地位的主流思想。美國政治文化的心臟就在於對凡事皆有可能的想象,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個普通人的人性無法企及的,只要他有正確的工具與機會。政治的真正任務,不僅是將社會人性化,而是提升人性,將人性帶入更高層次的生活形態。這是美國信仰的特質。我對這種信仰的認同勝過了美國人,我覺得我的心靈與美國精神比他們貼得更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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