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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曉芒：中國傳統道德的底線

http://www.CRNTT.com   2014-03-03 12:13:28

的確，在現代中國人的日常道德特別是官場道德中，當傳統的君臣關係轉變為上下級關係時，沿襲了那種“忠”的道德規範，以前忠君就是忠於國家，現在忠於上級就是忠於國家。今天的貪官們之所以前僕後繼，就是因為有太多的人可以為這些有權力的人“做任何事情”，而且做得心安理得、理所當然。王立軍如果不是面臨殺身之禍，他是會為薄熙來盡忠到底的，不要說他們沒有道德，他們幹壞事時正是一對模範的“君臣”。筆者的知青朋友譚合成先生嘔心瀝血，多方深入調查，歷時25 年，寫了一本記錄“文革”湖南道縣大屠殺事件的書《血的神話》，裡面一個細節令人毛骨悚然：當作者問及當時主持並親手殺害大批無辜農民的某大隊民兵營長為什麼要殺他們時，他正色答道： “上面要我殺誰我就殺誰。如果上面要我殺你，我也會殺你!”他並沒有說這些人都是階級敵人、壞人，他只是把上級的話當做“聖旨”，為了完成上級布置的“政治”任務，他可以做任何事情。可以想見，這樣忠誠的“戰士”是會得到上面的嘉獎的，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他們都是積極分子和馴服工具，他們怎麼可能會有道德上的反省和懺悔呢? 因為他們都有道德上牢不可破的“底線”在為自己撐腰啊! 這可以比之於納粹劊子手艾希曼所體現的那種“平庸的惡”。“文革”已經過去這麼多年了，類似這樣的人物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到處可見，一些人的法西斯情結仍然還在以道貌岸然、豪氣衝天的方式隨時爆發出來，令人恐懼。 五、如何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 　　中國人的道德底線亟待提升，否則現有的道德也將不可抗拒地走向淪亡。我們會發現，根據現有的道德底線和倫常規範，似乎每個人在“做任何事情”時都可以問心無愧，包括強姦、殺人、搶劫、坑蒙拐騙、賣毒食品、強拆民居、污染環境……只要傷害的不是“自己人”。每個人只對自己的上級、親人和熟人負責，整個社會將變成一片野蠻的叢林。究其根源，是因為我們歷來視為道德底線的那些原則本身實際上是一種極其狹隘的原則，它們局限於某個血緣群體以及其中的身份等級，同時卻又自以為無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們的客觀行為和我們內心的自我感覺極端地背道而馳，我們在對他人犯罪的同時卻感到自己內心是“純潔的”，“本質是好的”，是講“忠義”的，因為我們沒有違背“五倫”。夢女士為兒子的辯護就是如此地匪夷所思，不論兒子是酒駕、無證駕駛、違章、打人，還是輪奸，她始終如一地認為兒子無罪，頂多是受了外面成人世界的誘導和污染而“做錯了事”。而兒子做了任何錯事，責任都在別人，因為兒子在她面前的確表現得如此懂禮貌、聽話、善解人意，她不相信在外面兒子會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成為橫行街頭的“銀槍小霸王”。實際上，妨礙中國人提升自己的道德底線的，正是這種自我感覺良好，這種自以為“誠”。 　　所以，要提升中國人的道德底線，首先要破除的就是這種自以為“誠”的過分自信。未經反思、未經懷疑的誠，要麼是幼稚，要麼是偽善。傳統道德的心理基礎恰好就是思孟學派的“反身而誠”，就是主張返回到小孩子“不學而能，不慮而知”的良知良能，返回到小動物式的天真狀態，以“赤子之心”為最高境界。一旦達到這一境界，就不要反思，不要懷疑，而要堅守。而建立在這樣一種出自本能的道德心上的道德，也就和動物式的本能沒有多大差別了。所以夢女士會說，錯的不是孩子，而是這個社會，看來她更願意回到動物世界去。但如果統計一下，中國人誠心誠意當做好事來幹的壞事，肯定比知道是壞事而幹的壞事要多得多，也嚴重得多。我們不知道，人的自我感覺是不可信的，有感情、有良好的意願並不能保證一個人成為有道德的人，除了感覺和感情之外，一個人更重要的是還要有理性。中國人要走出當今的道德困境，惟一的出路就是發揮出人所固有的理性，來對自己內心一直深信不疑的“純潔本心”進行一番懷疑和測試，以理性來真正 “認識你自己”。 　　其次，要找到中國傳統道德的盲區，對之進行深入到本質的文化批判。這種盲區，除了前面所講的沒有陌生人的位置之外，再就是沒有“敵人”的位置。基督教裡面有“愛你的敵人”一說，我們對此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我們對敵人的一貫思路就是“食肉寢皮”、“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因為我們不把那些人看做人，所以吃他們的肉都不算吃人肉。我們堅信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自己人的殘酷。因此，一切政治上的首要問題就是要分清敵我，凡是我們當做敵人來看的，就沒有調和的餘地，就要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就無所不用其極、超出人性的底線而沒有愧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原則拿到中國來就變成了一種殘酷的內鬥原則，一種反目成仇、化友為敵的原則，這裡面有著深厚的本土文化根源。其實馬克思恩格斯按照出身和階級地位來說都屬於資產階級，他們為何會同情他們的 “階級敵人”無產階級? 不就是憑借平等地愛一切人的普世價值嗎? 沒有普世價值，哪裡會有馬克思主義? 基督教雖然在很長時間里對待異教徒也很殘忍，但他們留下的這一普世原則畢竟給今天世界的全球化提供了倫理資源。“愛敵人”實際上是“愛一切人”的一種表述，連敵人都要愛，其他人就更不用說了。只有在這一前提之下，人類才能真正實現化敵為友，且不說人類大同，至少能夠在發生利害衝突的時候有一個平等對話和談判的平台，不是暫時的韜光養晦和緩兵之計，而是尋求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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