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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漢迷局：權錢交易涉黑都只是冰山一角

http://www.CRNTT.com   2014-05-14 12:30:32

氮肥廠 　　廣宇化工如今看起來是個蕭條的地方。它位於遠離廣漢市中心的東西大街上，車輛行人稀少，商店和住宅區也不多。拉貨的大卡車在坑坑窪窪的地面上進出，揚起一陣陣灰塵。機械設備銹跡斑斑，轉動時發出震耳的噪音。除此之外，廠里就沒什麼生氣，四下無人，只有傳達室里站著兩三個人，不言不語地看守著大門。 　　1985年，當劉漢進入這裡成為一名普通工人時，廣宇化工還是一家國營企業，名叫氮肥廠。在廣漢三家知名的國營企業氮肥廠、電力廠、磷肥廠中，氮肥廠效益最好，廣漢市的工業局局長大都出自這個企業。2000年左右，因經營陷入困境的國企改制風行全國時，氮肥廠也實行了產權改革，國有資本退出，終結政府與企業的行政、經濟關係，解除原國有企業職工的身份。彼時，已經掘得重金的劉漢還回來買了一部分股份，不過那已是後話。 　　現在看來，進入氮肥廠可以說是命運留給劉漢過平常安穩人生的最後一次機會。劉漢也頗為看重“國企”這個稱號。他的一位前同事記得進廠時填招工表，“表上原來寫的是國營全民制招工表，但被一個章劃掉了，改成集體所有制。劉漢當時就對人事科的人說，咋回事呢？直接是國營廣漢化工總廠就對了嘛”。 　　這是採訪對象在深夜特意打來電話補充的回憶細節。如何認識今日站上被告席的劉漢，如何理解他庭上的眼淚以及自辯與公訴書之間的巨大差異，可能是很多在不同時期和他有過交集的人，或多或少都思考著的問題。“他當時的表情和說話，我現在想起來還歷歷在目。我感覺他有一種很強的等級觀念。”這位前同事對本刊記者說。 　　雖然當年的劉漢很看重“國企”這個稱號，但他似乎並不珍惜這份工作：既沒有認真學手藝，也沒有表現出後來被廣為流傳的聯絡人際關係的特長。一位老同事對本刊記者回憶：“當學徒的時候，我們出門都負責扛工具，他是師傅扛梯子，拿工具，他空著手走，當時是我們廠里一景。”他表現得與廣漢街頭那些精力過剩但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年輕人一樣，泡茶館，帶著錄音機去郊外跳街舞，沒正經逗逗女孩子玩。“他當時就無聊到這種程度。有一次在車間搞維修，有個女工說‘我最不愛過夏天，一到夏天我就喜歡流汗’。他就接話說，‘咹，你喜歡我啊’。” 　　老同事評價氮肥廠期間的劉漢“就養成了一種公眾人物的味道，喜歡高調”。他做過一件當時看來很荒唐的事。“廠里搞人大代表的換屆選舉，安排候選人，他買了一條紅塔山，許諾投他一票，就給一根煙。當時我們一個月工資才30多元，一條紅塔山要100多元。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是不可能選上的，但他就敢花這個錢。”從劉漢後來的經歷看，這並非純粹的玩笑。一位在劉漢發跡後與他有過接觸的官員對本刊記者評價他“是有政治野心的”。 　　劉漢的第一次婚姻娶了當時廣漢工業局副局長的女兒，花了幾萬元包下城里最高檔的歌舞廳舉行婚禮，這在當時是非常風光高調的事情。如果劉漢繼續留在化工系統，這門親事對他的前途應該有所幫助。但從氮肥廠一個薪資微薄的工人起步，顯然不是劉漢甘心經營的事業。一位老同事告訴本刊記者：“他在氮肥廠兩年半，曠工就曠了一年多。他以為單位不敢開除他。因為當時開除一個人，廠里要給民政局交錢，但結果還是把他開除了。”1986年，劉漢離開了氮肥廠，也自此離開了平定安穩的傳統人生道路。 　　木頭生意 　　如果在陰雨天走上從川西平原進入川西高原的道路，只能看到雲霧彌漫間，山脈層叠連綿，似乎沒有盡頭。尤其在上世紀80年代，現代化的公路還沒有修建，穿山的隧道沒有打通，車輛只能沿之字形盤旋行駛在懸崖邊。山路險要，一到下雨就泥濘遍地，冬天路上還布滿極易打滑的小冰凌，是汽車輪胎很難回避的隱形殺手。只有對金錢有著狂熱渴望和膽量的人，才敢在那樣的路況下進入這片山脈，帶著高原的物產一走就是一個月時間，然後回到平原上賺取高額的差價。 　　劉漢離開氮肥廠後，先是去了一家收入稍高些的磚廠打工，但他很快尋找到了自己的淘金之路。雖然在工業時代，缺乏資源優勢的廣漢已經喪失了重鎮地位，但它仍然位於四川交通最好的地方。從成都平原往北去省外，第一個經過的地方就是廣漢。這裡貿易發達，信息集中，當地人的思想也比較開放。上世紀80年代，全國第一個撤人民公社建鄉鎮的地方就是廣漢向陽鎮。劉漢很快從密集的貿易信息中找到了自己的冒險方向。他後來在接受採訪時聲稱自己的第一桶金來自建材、木頭等貿易，其中販賣木頭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 　　曾擔任甘孜州林業局副局長的彭基泰告訴本刊記者：川西地處高原，交通不便，不像東北有專門運輸木頭的森林鐵路。在計劃經濟時代，甘孜的木頭運輸主要靠水運，大部分通過雅礱江的水流到攀枝花。另外還有一小部分用汽車運輸，那是因為甘孜州沒有其他原料，生產生活物資都是從成都運進去的。汽車進去卸貨後，空車回去會帶一點木材。如果專用汽車運木材，1立方米木材的成本大概是100元到120元，運費比木材本身還貴。 　　改革開放後，木材運輸業也有了計劃和市場的雙軌。國家計劃指標的木材仍然走水路，這部分木材在市場上買不到，要靠向省計委申請指標，才能到水運部門憑指標拿木頭。通過汽車運輸的木材則走市場——這是由最敏銳膽大的個體老板們組成的市場，劉漢就是其中之一。木材費用加上運輸成本，到成都大概將近三四百元/立方米，木材的市價最低的時候300多元/立方米，最高的時候五六百元/立方米，汽車運輸的平均利潤大概只有二三十元/立方米。這樣算，單靠賺取差價，並沒有給個體木材老板們多少利潤空間。但當時販木材的規則並不是在差價上掙錢，而是“在尺寸上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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