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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把握台灣中間選民獨特性

http://www.CRNTT.com   2021-06-27 00:08:13

三、關於台灣中間選民的認識誤區 　　既然中間選民一邊倒地支持蔡英文，是蔡英文高票連任的關鍵因素，那麼認為蔡英文小勝的選前評估意味著，我們對中間選民的認識存在諸多誤區，對其投票傾向把握不足。應該說，近些年來廣泛流傳的幾種對中間選民的似是而非的論斷是導致選舉預測出現偏差的重要原因。這些論斷主要有：中間選民對政治冷漠；中間選民是理性選民，主要關注經濟民生議題；中間選民在兩岸議題上更多支持國民黨；中間選民中的年輕人對執政當局不滿，是天然的反對派等。事實證明，真實情況遠非如此，此類論斷並不科學。現針對每一論斷具體分析如下： 　　（一）中間選民對政治冷漠？——過去可能如此，但現在已發生變化。 　　羅納德·英格爾哈特研究指出，當前，一個全球性的趨勢是，制度性的權威正在銷蝕，民眾介入政治正在興起。其表現之一是，年輕一代並沒有變得冷漠，恰恰相反，他們正變得對政治越來越有興趣。他們希望得到更多的發言權，強調政治表達的自由，尋求更加直接有效的政治參與方式——參與抵制活動、遊行示威和罷工等。⑤非傳統的、挑戰精英的行為日益上升，這一行為也更為符合時下自稱“中間選民”的行為方式，台灣地區的“太陽花學運”即是鮮明例證。 　　這一趨勢在傳統的投票方式中亦得到了證明。此次台灣選舉中，香港扮演的整體角色固然有待商榷，但無疑是民進黨動員年輕選民策略的關鍵。在兩岸關係和統“獨”議題成為選舉主軸後，民進黨把握每個機會搬出香港，大肆宣揚“今日香港，明日台灣”論調，讓年輕選民認為這是場生死攸關的選戰。此次投票率高達七成五，較四年前提高了近九個百分點，其決定性關鍵，就是一向被視為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年輕人都站出來投票，從而將蔡英文送上連任舞台。 　　（二）中間選民是理性選民，主要關注經濟民生議題？——由於台灣社會的特殊性，理性選民關注的首要議題不是固定不變的。 　　將台灣地區歷次選舉進行動態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選舉主軸的變化深刻影響著中間選民的投票傾向，在中間選民關注重心的排序中，“主權”、安全、經濟發展、社會分配等議題是不斷變動的。 　　由於台海兩岸現狀處於一種非正常狀態，台灣選舉與兩岸關係存在直接關聯性，與兩岸相關的議題與人們的情感利益需求緊密相連而蘊藏著巨大的催票潛能，事實上成為了2008年及以前幾次地區領導人選舉的主導議題。到了2012年，過去經常被當作社會動員主軸的“統獨之爭”相對淡化，選舉主軸讓位於經濟民生議題。2016年，民進黨通過主打世代正義、階級分配與強調馬英九執政無能，使得兩岸議題退居二線。誠如台灣學者吳玉山所言，“台灣兩大政黨的競爭軸線，已經由傳統主打‘統獨、族群認同’轉向‘經濟價值’”，他認為這是“分配與認同分庭抗禮”的政黨競爭典範轉移。2020年，受到中美戰略博弈、香港“修例風波”等外部因素影響，兩岸議題重新回到一線，“主權”和兩岸關係成為大選主軸，經濟民生與政府治理績效顯然不是中間選民做出選擇的主要依據。有學者甚至認為，此次選舉實際上是兩種民粹主義對決，而結果是保護“主權”的民粹主義徹底擊潰庶民經濟的民粹主義。 　　（三）中間選民在兩岸議題上更多支持國民黨？——“太陽花學運”後國民黨在兩岸議題上的優勢就已不存在。 　　兩岸議題是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的重要議題，過去國民黨在兩岸議題的競爭上一直占據相對優勢地位，民進黨如何面對和調整兩岸政策的問題則一直被討論。但2014年後，隨著國際形勢、島內政治生態和社會氛圍的變化，兩岸議題對國民黨和民進黨而言逐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國民黨在兩岸議題上的優勢已不復存在。 　　一場“太陽花學運”引爆了全台“仇中”思潮，疏遠大陸的民進黨瞬間成為了“政治正確”的一方，而過度“親中”則成了馬英九的重大“罪狀”之一。民進黨不斷鼓吹馬英九的大陸政策是導致台灣社會經濟不平等的根源，從而將學生和中下層百姓的憤怒和不安的矛頭轉移到大陸身上。於是，“太陽花學運”成為台灣政治發展的分水嶺，讓台灣人看待兩岸議題時，除了原本的統“獨”差異外，增加了社會經濟傾向的不同。2016年民進黨通過主打世代正義、階級分配，已使民進黨在兩岸議題的總體得分，開始超越國民黨。 　　到了2020年，兩岸議題的地位明顯提升。台灣主流民意的統“獨”立場是主張維持現狀，這也是中間選民的代表性看法。具體而言，他們反對“急獨”和“急統”，既害怕“台獨”會引起戰爭，威脅其生命和財產安全，也害怕“急統”導致現有生活方式遭到改變。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蔡英文從拼黨內提名開始，抓緊大陸倡議“討論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香港“反送中”機會，製造“恐中”、“反中”情緒，獲得提名後，更進一步塑造自己勇於維護“主權”的“辣台妹”形象。在此基礎上，蔡英文頻繁使用“中華民國台灣”這一新創名詞，“雙十演講”中更是大篇幅加以詮釋，儘可能爭取中間選民的支持。選舉結果及選後民調皆顯示，蔡英文及民進黨的兩岸基本政策立場得到了部分中間選民的認同，與此同時，國民黨所主張的“九二共識”被污名化，甚至成為國民黨敗選的首要檢討對象。 　　（四）中間選民中的年輕人對執政當局不滿，是天然的反對派？——台灣年輕人的公民批判性特徵並不明顯，主要因台灣社會發生的代際價值觀轉變及民進黨相對“進步”的政黨形象所致。 　　選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行為與其年齡有著顯著的關係，有學者以“世代效應”這一概念來對此進行解釋。其立論以為，成長環境、社會經驗、生活價值、政策訴求等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年齡群體的政治取向。通常認為，年輕世代一方面對政治體系的認知較為薄弱，另一方面較具理想性，因而容易站在執政當局的對立面。但是，有學者實證研究指出，面對民進黨當局諸多不當施政，台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的那樣集中在年輕人身上，反而多為年紀較長的民眾。年輕公民的態度與選舉競爭的作用，為台灣的民主正當性前景帶來隱憂。⑥ 　　之所以如此，與台灣社會發生的代際價值觀轉變及民進黨在台灣年輕人心中的政黨形象有很大關係。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認為，現代化進程與後現代化進程形塑著現代社會的成員，影響著社會成員的需求層次以及立足於需求層次基礎上的價值觀。物質主義價值觀與後物質主義價值觀集中呈現現代社會的需求方向和兩種基本價值觀形態、兩種價值觀之間的關係及其代際轉變。英格爾哈特強調，代際價值觀轉變在世界範圍內普遍存在。⑦台灣社會在近幾十年裡經歷了足夠的經濟增長，較年輕的群體在其成長階段裡經歷了明顯較高的經濟安全，已發生明顯的代際價值觀轉變，年輕群體中後物質主義者比例要大於其他年齡群體，其更關注自由、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 　　與此同時，民進黨自成立之日始，一直扮演著台灣弱勢群體代言人的角色，是一個中間偏左的政黨。林珮婷研究發現，民眾對於政黨擅長處理的議題有既存印象，認為擁有某議題所有權的政黨比較能處理好該議題。例如，在“兩性平等”與“社會福利”議題上，民進黨明顯擁有所有權。⑧蔡英文上台後，重用年輕人才，使得此次“立委”選舉，民進黨候選人平均年齡約38歲，比國民黨候選人小了近25歲。更為重要的是，蔡英文及民進黨積極擁抱年輕世代追求的“進步價值”。年金改革、同婚、反核等諸多爭議政策，民進黨都是站在年輕世代所重視的價值一邊，因此年輕世代不僅沒有站在執政當局的對立面，反而將選票投給了民進黨。 　　四、結論 　　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安東尼·唐斯在其代表作《民主的經濟理論》指出，政黨和選民作為政治當事人皆服從基本的“理性人”假設，他們都理性地追求定義明確的特定目標。政黨參與選舉的目的是通過謀求選票最大化而獲得執掌政權的機會；絕大多數選民也是理性的個體，在投票過程中表現出的偏好是其自身利益傾向的表現，他們通常將票投給認為最能代表其利益的政黨。⑨既然候選人及其政黨選票最大化的需要決定了中間選民的重要地位，那麼認真分析、科學對待台灣中間選民參與投票所蘊含的情感和利益需求，就應該成為我們開展兩岸交流、爭取中間選民的立足點。 　　注釋： 　　①主要參見王中天：《中間選民的類型及其投票行為：台灣2008年“總統”選舉的觀察》，《選舉與研究》（台灣），2010年第17卷，第2期；莊天麟：《‘我國’‘獨立’選民的發展變遷：1989-1999》，碩士學位論文2001年；朱曉玉：《我國獨立選民投票行為之研究》，碩士學位論文，2005年；胡幼偉等：《台灣中間選民社會背景、心理特質與傳播行為分析》，《選舉評論》（台灣），2007年第2期；余忠威，《台灣‘獨立’選民之研究：2004年與2008年“總統”大選的實證分析》，碩士論文，2012年等。 　　②劉正山、蔡艾真：《中間選民的迷思與隱性選民之政黨傾向初探》，《台灣政治學刊》（台灣），2016年12月，第二十卷第二期，第65-123頁。 　　③吳欣禪，《“獨立選民”的類型、政治行為與態度一以台灣2008年“總統”選舉為例》，碩士論文，2010年；劉正山、朱淑樺，《不中間的中間選民》，《東吳政治學報》（台灣），2012年第三十卷，第4期。 　　④張慧芝、廖達琪：《2016選舉透露出台灣政治新趨勢》，《台灣研究》，2016年第1期，第13頁。 　　⑤[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嚴挺譯：《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 　　⑥黃信豪：《再探台灣的“批判性公民”：2008-2016》，《選舉研究》（台灣），2020年5月，第二十七卷第一期，第39-84頁。 　　⑦[美]羅納德·英格爾哈特著，嚴挺譯：《現代化與後現代化——43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政治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80頁。 　　⑧林珮婷：《誰支持婚姻平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台灣），2020年6月，第三十二卷第二期，第207-238頁。 　　⑨[美]安東尼·唐斯著，姚洋、邢予青、賴平耀譯：《民主的經濟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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