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首頁 ->> 社論 】 【打 印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中日互為鏡像的兩千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3-17 14:01:04  


  中評社北京3月17日訊/傳說中,為秦始皇率領童男童女海外尋仙的徐福,帶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後在日本島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後人。

  這一傳說是否為真,並無確論。但中日文化發展在早期的時間差距,的確非常醒目。在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時候,日本還處在新石器時期的繩紋時代。

  古代中日的漸行漸遠

   教科書教導我們,攤開地圖,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從古至今,在不斷從西向東遷移。早期,最興盛的是靠近中國與朝鮮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為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國和韓國的文化養分,之後,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戶(東京)轉移。很顯然,這一文化中心從西到東的遷移過程,也是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文化,不斷打造“自我”之主體性的漫長過程。

  在日本尚無自己文字記載的年代,要尋得當時的故事,只能到中國或朝鮮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國志?魏書?倭人傳》中,我們可以看到日本彌生時代邪馬台國女王卑彌呼的故事。當然,在那個時候,“日本”這個國名,都尚未出現呢。

  在日本社會/文化的各方面尋找中國印記,這當然並非難事。武士的起源,與日本對唐律的借鑒,息息相關;“天皇”的名號,也由唐朝來。國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這是多種原因綜合的結果,但也呈現出日本力圖疏離於中國文化的嘗試。所謂“大和繪”,及其獨一無二的“脫頂鳥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國畫 (“唐繪”)之外,另辟蹊徑。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語》,帶來一個問題,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時代,重要的小說都是女性所寫?英國學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書中指出,這關涉到“空間”與“語言”的性別。其時,“內外”、“公私”領域劃分嚴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間中工作,女人在內部/私人空間里徜徉。男人們用漢字寫正式公文,女人們則因有閑暇,又無公事羈絆,得以使用漢字之外的另一種書寫系統—創作!有意思的是,正是這一原初頗為“性別化”的額外空間與語言實踐,促進了日語逐漸削弱漢語影響的獨立發展,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識的增長,提供最重要的基礎—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中所指出的,語言,乃是“民族國家”這一想象共同體的重要媒介。

  在前現代世界,我們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國學習的過程中,對“自我”的不斷追尋(從中國習得,又力圖發展自己的語言、繪畫、文化),以及對中國影響的擺脫。德川幕府時期,統治者即開始拒絕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在現代,先生/學生的關係更加翻轉,而中日之間,還有一個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內好《何謂近代》中的說法:“東洋的近代是歐洲強制的結果。”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