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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戰的心理邏輯

http://www.CRNTT.com   2014-04-10 12:17:40

但俾斯麥體系屬於高水平的動態平衡，需要以極繁複的外交技巧加以維持，實際上只有俾斯麥本人能勝任。進入1880年代，“鐵血宰相”面對新興工商業階層要求“陽光下的土地”的呼聲已經難於招架；1890年，年輕的威廉二世皇帝終於將他罷黜，旋即啟動了外交大轉向。 　　小威廉及其頭號謀臣霍爾斯泰因，為追求“絕對安全”，在最短時間內疏遠了俄國這個動機搖擺、在中歐不受歡迎的舊友，後者理所當然地轉向法國，並在1892年締結了協約。但霍爾斯泰因並不驚恐，他指望通過大海軍和殖民地建設，在歐洲以外成為英國的戰略夥伴乃至接班者，並認為一個英德聯盟將徹底壓制住法俄，給德國帶來持久繁榮。然而倫敦並不稀罕柏林的結盟邀約，認為法俄結盟後，即使英國不給予德國額外“獎賞”，它也會去遏制聖彼得堡。德皇在焦慮中，竟以口頭恐嚇和炫耀力量敦促英國接受盟約。 　　對德國這個世界舞台上的新手來說，炫耀實力很像是一種“撒嬌”：它企圖以這種方式吸引倫敦的注意力，包括使後者相信自己結盟提議的嚴肅性。但對20世紀初正在勉力調控衰落的英國政治家來說，濫用恫嚇、執著於締結軍事盟約恰恰暗示了德國不是一個可靠的合作者。不僅如此，德國覬覦海上霸權的企圖已經觸及了英方的底線，“這個陸海皆稱雄的霸主自會迫使整個世界為擺脫其夢魘而團結起來”（《克勞備忘錄》，1907年）。1904年英法達成協約，3年後英俄和解，德國真的“被包圍”了。 　　企圖以一種明晰、穩固的戰略在短期內謀求絕對安全的後果就是如此：到1912年前後，德國已經擁有了歐洲第一強陸軍、最穩固的經濟基礎和僅次於英國的海軍，但它在陸上被法俄包夾，在海上面臨皇家海軍的封鎖，較1871年時反而更不安全。威廉二世“總是提心吊膽，斷定約翰·費舍爾爵士的艦隊或斯拉夫入侵者的鐵蹄會在某一刻不期而至”（喬納森·斯坦伯格：《哥本哈根綜合症》）；這種情形下，絕對實力最不值得一提、積弊也最深重的奧匈帝國居然成了最後的救命稻草—這個同文同種的中歐大國差不多是柏林唯一可靠的盟友了。為了維持這碩果僅存的友誼，德皇幾乎是以縱容的態度放任維也納在巴爾幹問題上的盲進，當薩拉熱窩事件在1914年6月爆發後，德國不假思索地同意給予奧地利無條件支持。弱者綁架了強者，俾斯麥生前最擔心的情況之一終於發生了。 　　 　　俄國式恐懼：要麼擴張，要麼崩潰 　　如果說德國的恐懼源自權勢基值激增後心理上的不適應，那麼俄國的問題就在於完全抗拒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改變，指望以對外擴張的老辦法應對新困難，最終陷入“要麼擴張，要麼崩潰”的危險境地。 　　伊凡四世以降300餘年，俄羅斯人始終以前進至“天然”地理屏障（高山、大海）的擴張方式來增加外部安全的系數。由於東歐平原易攻難守，歷代沙皇投入兵力最多。1756年以來的歷次歐洲大戰，俄國幾乎無役不與，它的廣袤疆域、充足兵員乃至身處側翼的地理優勢在幹預歐陸局勢時優勢相當明顯，一定程度上成為經典均勢的支柱。1812~1814年，正是俄國成為了顛覆拿破侖帝國的中流砥柱；1848~1849年，又是“歐洲憲兵”尼古拉一世充當了從革命洪流中挽救各保守君主國的後盾。這種歷史經驗加上東正教會的推波助瀾，使歷代沙皇往往以東羅馬帝國之繼承者自居，並對肢解奧斯曼土耳其、重建以君士坦丁堡為中心的“第三羅馬”抱有越來越大的熱忱。從1853~1856年克裡米亞戰爭期間上台的亞歷山大二世，到1904~1905年日俄戰爭後“重回歐洲”的尼古拉二世，俄國的擴張主義勢頭並未因一時的戰敗而偃旗息鼓，反而多次踏入巴爾幹角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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