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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30年:物質生活進入品牌時代

http://www.CRNTT.com   2008-12-06 09:58:57  


 
  沒標識的“藍螞蟻” 

  同樣是1984年,離中國人擺脫Blue-Ant(藍螞蟻)稱呼的日子并不遙遠。 

  藍螞蟻,是法國記者羅伯特·吉蘭對中國衆多描述中的一個。這個慣於用細節描述歷史的法新社記者,切合當時西方醜化中國的潮流,在1955年寫了名為《藍螞蟻——紅旗下的六億中國人》的書。 

  此後的20多年間,伴隨著類似書籍在西方的持續暢銷,這個比喻屢屢見於西方報刊,幾乎成了中國的一個別稱。書中稱:“不管走到哪里,人們都穿著藍布衣服。姑娘們也穿著長褲,除了下垂的頭發或農民式的辮子,她們穿得跟男人一模一樣……” 

  1984年4月30日,事情已稍有變化,《時代周刊》刊登了一個名為“中國的新面孔”的封面照片:一個頭戴鴨舌帽、身穿軍大衣的普通中國人手拿玻璃瓶可口可樂,在長城上面露微笑。 

  1984年,西南政法大學內,莽撞少年於澤輝還不知道可口可樂的味道。他剛剛看完一部名為《街上流行紅裙子》的電影,心潮澎湃。 

  電影情節很簡單——落後女青年阿香在個體戶那里買了一條好看的紅裙子,紡織女勞模陶星兒想穿而不敢穿。歷經思想鬥爭後,陶星兒終於穿上了和同伴一樣的紅裙子。這是一部播出後紅遍大江南北的電影,主旨是“上世紀80年代的新青年應該更真誠大膽地生活,外表美并不等於心靈不美”。 

  1984年,崇文區欖杆市的小胡同里,北京縫紉機廠的工人王海山剛剛和女朋友結婚。手頭有些活錢的這個時尚小青年,看了電影後,也給新婚妻子買了一條紅裙子。 

  王海山此前沒聽過“藍螞蟻”這個詞匯,他也并不認同這一看法。在他的記憶中,即使是一身一模一樣的藍工裝,也總有一些小夥子小姑娘想法讓自己的衣服更好看——或是改得更合體,或是露出一塊花衣領。 

  “電影放了沒多久,冷不丁一回頭,很多女孩子都穿上了這種紅裙子。膽子大的,看到同事穿得好,當場要過來就試,合適了,第二天就買件一模一樣的回來。臉皮薄的,也沒閑著,悄悄去動物園批發市場逛啊逛。短短的一條小街,一上午能碰見仨同事。”王海山說。 

  王海山的回憶稍有錯位。動物園服裝批發市場的成立,應該是兩年之後的事情了。 

  “栗子王”和“聯想” 

  1984年,北京二十中的小姑娘曉雪也看了《街上流行紅裙子》的電影。那條色彩鮮艶的紅裙子,也讓她眼前一亮。 

  這是一個外表沉靜的女孩子,對服裝有著格外的敏感。多年以後,她擔任了法國時尚雜志《ELLE世界時裝之苑》的編輯總監。 

  曉雪還記得,這條紅裙子只是一個開始,在此後的10多年里,類似的超流行服裝還有很多:蹬腿褲、超短裙、黑絲晚禮長裙,它們幾乎都是在一夜之間紅遍一座城市,而後又以同樣的速度被替代。 

  1984年是一個分界綫。在此之前,有無品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產品本身,啥都能賣出去。之後的幾年間,昔日被壓抑的巨大產能開始在各個領域釋放,緊俏的商品先後開始滯銷。 

  1984 年,也是中國企業史的一個開端。正像這條紅裙子的超級流行一樣,第一次下海經商熱潮正逐步形成。這一年年底,在中科院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一個40歲的中年男子向領導請纓,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成立最初的幾個月,這個叫柳傳志的男子,先在大門口擺攤兜售電子表、旱冰鞋,後來則批發運動短褲、電冰箱;大約在同一時期,35歲的老三屆畢業生張瑞敏出任虧空147萬元的青島日用電器廠廠長。他回憶說:工人們8點上班,9點就走人,10點鐘在大院里扔個手榴彈也炸不死人。多年以後,前者叫聯想,後者則變成了海爾。 

  青工王海山所在的北京縫紉機廠,在最初的繁榮過後,也很快變成了這個樣子。他把生活的重心放在了家里的生意上,不時溜回家幫父親進貨,但他和父親王瀛很快意識到情況不妙——賣水果賺錢已很困難。 

  1986年秋的一天,王瀛早晨6點起床,用半文半白的語言,寫了一個“栗子王”的招牌後,又加上了“童叟無欺、貨真價實”兩行大字,在崇文區欖杆市大街開賣糖炒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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