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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憶、遺忘、道歉與寬恕的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0-11-14 09:30:19  


 
  另外一些人仍然堅信“文革”的正當性。“所有的指令都來自最高層,怎麼可能錯呢?”重慶的一名前紅衛兵告訴記者。在他的記憶裡,在1966年的校園中,充滿著亢奮。每個革命者的頭都抬得高高的,大聲說話,大步行走,容光煥發。他們從暴力行為中得到很大的歡愉。甚至直到現在,那些打過人的紅衛兵,不但極少有人向受害者賠禮道歉,而且有一些還衷心緬懷那一段時光。

  沉默者包括當年的受害者。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即使今天,程璧他們也不願更多的提及當年的經歷。很多研究者都提及過人們對於文革的這種“選擇性記憶”。“出乎意料的是,一些曾經被打的老師有時候也不能提供有關細節。顯然,是因為關於這一時期的記憶過於痛苦和羞恥,也是因為暴力迫害造成的巨大的心理創傷導致了心理性的失憶。”這甚至成了這段歷史研究的主要障礙,王友琴說,“所有我訪問過的曾在文革中進過‘牛鬼蛇神隊’的老師都說,他們已經忘記了《牛鬼蛇神歌》的歌詞。雖然他們當年曾被強迫一日數次地唱這個自我詛咒的歌。”

  王友琴清楚地記得那一系列死亡事件。在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老校長卞仲耘被打死。二十天後,學校附近玉華台飯莊的年輕女服務員被綁在化學實驗室柱子上打死。王友琴的同學楊某父母“有問題”,同班的紅衛兵在黑板上寫了“楊狗,勒令你每天掃教室”。

  在隨後的幾年裡,王友琴試圖解釋這些暴行的“理由”,這名女中學生當然解釋不了。於是她決定把這些都寫下來。“文革”結束後,王友琴考進北京大學,買了第一輛舊自行車之後,第一次騎出校門,便去了附近的一零一中學。1966年8月17日,美術教員陳葆坤被丟入噴水池中打死。初中女學生吳芳芳,“家庭出身不好”(父親是副教授)加上被指控弄壞領袖紙像,被打還被和陳葆坤的屍體關在一起,以致終身精神失常。“我見到了那個噴水池,池中沒有水,水泥池底上,堆積著枯葉和垃圾,其中原有的仙鶴則早已被砸了。”

  由真相而寬恕,由寬恕而拯救

  懺悔者則一直在同沉默以及遺忘鬥爭著。而其中最值得矚目的,是一些當年的受害者所做的懺悔。

  和西方人因宗教而懺悔不同,北京曾經傷害過李煌果老師的郭燦輝先生提及,有了兒孫之後,是他們醞釀給老師道歉的原因。這是一種中國式的情感,不能心裡藏著愧疚去教育兒孫。

  當時受到迫害的清華大學附屬中學“文革”前的校長萬邦如,曾在90年代反思檢討過“文革”前的教育方式。他懷疑“文革”前的教育和“文革”暴力迫害有關。在“文革”開始的1966年,在壓力下,清華附中的校領導把學生幹部大量地換成高級幹部子弟,還單獨給他們開會聽政治報告,強調階級鬥爭和所謂“培養接班人”,給他們和其他學生不同的待遇。“文革”開始,這些高幹子弟成立了紅衛兵,開始了大規模迫害教育工作者的暴力行為。

  “文革前教育屈從於強權,放棄了教育的標準和平等原則,失落了教育的尊嚴,也在相當程度上導致了日後的災難。這裡的教訓應該吸取。一些老教育工作者贊同萬邦如的看法。但是他們的看法從來沒有得到機會發表,萬校長便去世了。”王友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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