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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各界人士致信清華反思大學之道

http://www.CRNTT.com   2011-04-24 11:21:03  


 
  劉再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北大,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都屬北大,這一點無可爭議。但清華總是被視爲新文化的對立面,却不公平。錯覺的原因是因爲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三個代表人物梁啓超、王國維、吳宓都被視爲保守派。尤其是吳宓,他和劉伯明、梅光迪、柳治征、胡先彇等先生創辦的《學衡》被視爲《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反動。

  其實,吳宓編輯《學衡》雜志期間(從1921到1924)身在南京東南大學。直到一九二五年初,他才被聘到清華大學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不過,他是一九一七年由清華留學預備學校派往美國學習的,因此被視爲清華文化的一個符號,也理所當然。一九二五年梁啓超被邀擔任研究院導師(于一九二八年夏季辭去職務)。

  同年,王國維也受聘于研究院,幷携全家遷居于清華園,兩年後自殺前夕留下的遺書囑家人把他“行葬于清華園塋地”。與王國維相比,梁啓超更早就與清華大學有關係。一九二0年,他結束了歐洲之旅(從一九一八年年底開始,和丁文江、張君勱、蔣百里等同行訪問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瑞士、意大利、德國)回到中國不久,就到清華講述“國學小史”,一九二三年又再次到清華講學。由于梁啓超訪歐時親眼目睹西方的社會危機,因此回歸故國後在上海吳淞公學發表演說幷寫了一些文章,認爲中國數十年來一味效仿西方,終歸失敗,幷認爲中國不可以照搬西方的議會制。在新文化運動熱潮中,他發表這些意見,便被誤認爲是反新文化的保守派。梁啓超被視爲文化轉向,王國維被視爲擁護張勛復辟的遺老,吳宓被視爲《新青年》的唱反派,于是,清華就被剔除于新文化的範疇之外了。我現在爲清華請命,提出問題,是從兩個層面著眼。

  第一,是把“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這一範疇和“五四新文化運動”分開,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爲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部分,突出的、走向巔峰的部分。五四之前,晚清有個維新思想運動,這也是現代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中國現代新文化運動從1898年嚴複發表《天演論》和康梁維新運動前後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就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了。所謂新文化,乃是與中國故有文化相區別的帶有异質的文化,即以西方理念爲參照系的文化。梁啓超提倡新小說,改變了中國文學史把小說視爲邪宗的觀念,便是新文學革命的先河,而他在史學上用進化史觀取代循環史觀,哲學上介紹霍布士、笛卡爾、洛克、康德等西方大哲(參見《西儒學案》),這也是“五四”的先聲。王國維介紹康德、叔本華等也應作如是觀。梁啓超把甲午海戰前前後後的“接受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王國維語)的潮流,稱作“晚清之新思想運動”,我們把這一新思想運動視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奏與序曲,幷不唐突。胡適、魯迅這些五四健將無一不受其影響。胡適自己說,連他的名字都是在“適者生存”潮流下的産物。魯迅則說他在水師學堂裏最快樂的事是吃辣椒、剝花生米、讀《天演論》。

  梁啓超認爲,晚清新思想運動的主體不是西洋留學生,他說:“晚清之新思想運動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所以他責備說:“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于國家。”他大約沒想到,正是這些西洋(還有東洋)留學生,發動了另一種規模的新文化運動,把啓蒙的重心從“新國民”(群)移向“新個人”(己),而在運動興起之時,他已踱入研究室寫他的《清代學術概論》。儘管他對西洋留學生早有爲微辭,對以留學生爲主體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也不介入,但他畢竟爲這個大運動開闢過道路。儘管此時他的思想已回歸傳統,立于保守之地,但叙述中國現代新文化史,都離不開身在清華的先覺者的名字。

  第二,在五四運動中,胡適與吳宓的對立,《新青年》與《學衡》的對立,魯迅對《學衡》的批評,使吳宓被“本質化”爲反新文化的符號,這也是不妥當的。我這麽說,本需用論文形式來論證,但我已“返回古典”,不想再進入這一論題。今天只能簡單地講講。首先,我認爲胡適與吳宓都是美國留學生,他們都在美國接受新文化、新思潮,只是接受的是不同學派的不同思想,胡適傾心的是詹姆士、杜威的實用主義和科學方法,吳宓則師從白璧德(I?Babbit)。杜威實用主義理念所派生的“學校如社會”的教育思想,在美國影響極大。這種思想的正面影響是使學生不會當書呆子,負面則是不重系統的知識灌輸和“德育”建構,而身在哈佛大學的白璧德則强調“紀律”(規律),强調“規範”,包括講文學紀律、文學規範,本就保守一些。吳宓在《學衡》雜志中,曾對白璧德及穆爾的人文主義思想做了認真的評介。這些評介,當然是新文化。此外,吳宓還用西方的宗教理念和哲學理念解釋《紅樓夢》,我曾引述過他的論述,其理念與方法都很新鮮。

  特別應當提起的是蔡元培先生倡導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清華有兩個同道,除了王國維就是吳宓。關于這一點,已故哲學家和西方哲學翻譯家賀麟先生曾做過公道的評價,他說:“……從文化價值的觀點,特別提倡美育或藝術,以作新文化運動時期,介紹新文化,改革舊思想舊道德的重要指針的人,當推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力主以美育代宗教,已揭示了西洋近代宗教藝術與宗教,同樣做有力提倡,見到二者貫通一致,相互爲用的地方的人,我們應舉吳宓先生……吳先生所謂‘借幻以顯真’,意思實與蔡先生‘藝術所以表現本體界之現象’相通。現象屬幻,本體屬真。吳先生所謂‘由美而生善’,與蔡先生認爲美有增進超功利的道德之作用,甚爲相符。不過吳先生對于宗教價值之尊崇,認藝術爲方法,宗教爲目的之說,便超出了蔡先生所處的啓蒙時代的思想了,至于吳先生認政治實業等皆須有宗教精神充盈貫注于其中的說法,尤值得注意,蓋依吳先生之說,則宗教精神不一定是中古的出世的了,而是政治實業,換言之,近代的民主政治,工業化的社會所不可少的精神基礎了。德哲韋伯于其宗教社會學中,力言歐美近代資本主義之興起及實業之發達,均有新教的精神和倫理思想爲之先導,吳先生之說,實已隱約契合韋伯的看法了。”(“西方哲學的紹述與融會”,《賀麟選集》第370-371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吳宓先生無論是努力評價白璧德、穆爾的人文主義思想,還是譯述Heornle的《神、心靈、生命、物質》一書,或是講美育、釋《紅樓夢》,都進入到世界西方新思潮的深層,我覺得應把這些深層論述列入五四新文化的內涵。陳寅恪先生在王國維墓碑上的題辭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正是世界新文化的核心內容。擁有這種精神與思想的王國維、吳宓等清華學人,他們在中國現代文化史上應有重要的位置。 

  (選自《共鑒“五四”?“五四啓蒙課題答問紀要”》,二〇〇九年香港三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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