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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記憶:我的哥哥遇羅克

http://www.CRNTT.com   2012-03-17 12:00:26  


 
“文革”開始一片混亂

  1966年初,報刊上對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展開了空前規模的批判。善於迎合的姚文元,秉承某些人的旨意,在“清官”、“貪官”、“罷官”、“奪權”上作起文章來了。按照他的邏輯,清官緩和了階級矛盾,等於麻痹人民,維持和延長統治階級的統治,是反面人物。而貪官激發階級矛盾,促使人民造反,農民起義又一直公認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所以貪官比清官更具有進步作用。於是,羅克寫了《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給《紅旗》雜誌和《北京日報》寄去,都被退了回來。他在日記中氣憤地寫道:“報紙上一些無聊文人大喊:‘吳晗的擁護者們,態度鮮明地站出來吧!’今天有篇態度鮮明的文章,又不敢發表。” 

  他又給《文匯報》寄去一篇15000字的文章《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與姚文元同志商榷》,雖然發表了,但改了標題,删成3000字,並寄來五元稿費。羅克當即把稿費退了回去,給《文匯報》編輯部寫了封抗議信。那些天他顯得有些興奮,他說過這麼一句話:“我總算替吳晗還擊了幾下,出了一口悶氣。” 

  哥哥有一篇珍貴的日記留了下來,從這篇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境界: 

  “66年2月15日買來《文匯報》(13日)一看,果然有……發表一篇文章真是難得很!不過,這在家裡卻掀起了軒然大波。父親和母親及和父親下棋的棋友們都害怕起來。他們一見到那標題《和機械唯物論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就十分不安。文中的小標題也使他們不知所措。整個版面的安排對我也純屬不利……我的文章儼然是工人和農民的反面教材了。 

  “平心而論,《文匯報》大部分删的也還不失本來面目,文筆依然犀利,論點也還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使朋友們讀了振奮,使認識我的人知道生活並沒有把我逼垮。難道我還有什麼顧忌嗎?天下之大,誰敢如我全盤否定姚文元呢?誰敢如我公開責備吳晗不是進一步把海瑞寫得更高大呢? 

  “這時候,有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我甚至想:如果《北京日報》發表我那篇《從〈海瑞罷官〉談歷史遺產繼承》就更好了……真理是在我這一邊的,姚文元諸君只是跳梁小丑。‘爾曹身與名俱裂’,在歷史面前,正是他們在發抖。” 

  這時,報紙和電台廣播中,奇談怪論和顛倒黑白的東西越來越多,思想混亂也達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美其名為“文化革命”。羅克的日記中,對它是這樣評價的: 

  “5月13日 文化革命,鬧得不可開交。都是工農兵發言,發出來的言又都是一個調門。我想這次假使不是反對鄧拓,反對的是姚文元,只要報紙上說姚是反革命,那麼,這些工農兵的發言用不著修改,就可以用在姚文元的身上了。” 

  “6月7日 這是給初出茅廬的青年第一次‘革命’的洗禮,‘群眾運動’的洗禮!好一個‘群眾運動’!不講官面文章,誰也不會相信修正主義者會怕這樣的大會!更可笑的是,口號裡有:‘誓死保衛毛主席!’大家都喊,想過沒有,是誰要害毛主席?鄧拓的舌劍嗎?那還遠遠不夠資格哩!到底是誰,報紙上沒有公布,誰也不知道,但喊口號。” 

  “6月12 日晚上看受批判的電影《紅日》,這麼一部深受束縛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為裡面有些東西是真實的。今天要求的決不是什麼‘革命的浪漫主義’和‘革命的現實主義’,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義’。要一切死人活人給我們說假話,欺騙人民,希望現實也去遷就那些假話,這確實能夠蒙騙一部分沒有實際經驗的知識分子……但是,在事實面前,當權者永遠覺得會有壓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麼不正常,即可作為證明。” 

  “1月27日 讀完《論語譯注》。我覺得孔的學說所以遠勝於莊、墨、韓非諸家,其原因正在於他的‘中庸之道’……明確地提出學問為政治服務,明確提出聖人可以企及……因為聖人並不是生而知之的,是學而知之的。這就是把學術公開化,而不是神秘化。今天的學說正是走向神秘之途,有很大原因是不學無術的緣故。” 

  對於運動初期學生造了老師的反,羅克除了表示同情教師的遭遇以外,意味深長地說:“青少年的墮落難道與他們所受的教育不無關係嗎?聯想到給學生灌輸的東西,使學生只懂得鬥爭不懂得愛,整個教育界是有責任的。說是因果報應也不為過。”現在回想起這段話,還是發人深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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