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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多控訴少懺悔的中國文化傳統

http://www.CRNTT.com   2014-01-24 09:47:59  


宋任窮之女宋彬彬向文革受害老師道歉(左三:宋彬彬) 新京報記者 韓萌 攝
  中評社北京1月24日訊/知名學者鄧聿文日前撰文《多控訴少懺悔的中國文化傳統》表示,文革是牽涉中國人的一塊傷疤,最近幾年,陸續有一些人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及傷害過的人而道歉,值得肯定,但道歉儘管是懺悔的前提,畢竟不等於懺悔,而中國更需要的是對文革的懺悔,中國人缺少懺悔意識。詳論如下:

  文革紅人宋彬彬向母校老師的道歉,引來中國社會的爭議,有人叫好有人斥之虛偽。我認為,不論宋之行為出於何種目的,道歉本身還是值得肯定,尤其是考慮到許多人對自己當年的瘋狂舉動“猶抱琵琶半遮面”,想道歉卻未有勇氣,宋能夠勇敢地站出來,在聚光燈下,面對當年的老師和被迫害致死的校長子女,說一聲道歉,反思文革,已經難能可貴。

  文革是牽涉中國人的一塊傷疤。最近幾年,陸續有一些人為自己在文革中的行為及傷害過的人而道歉,其中,陳毅之子陳小魯等人的道歉亦曾引起社會關注。作為曾經身為革命接班人的“紅二代”出來道歉,雖然還只是個別人的選擇,但這已昭示了一個方向。

  當然,對於文革的受害者及中國社會來說,等這一聲道歉太長了,足足等了三四十年,更多人則還在觀望。而且,道歉儘管是懺悔的前提,但畢竟不等於懺悔,而中國更需要的是對文革的懺悔。中國人缺少懺悔意識。

  35年前的歷史決議將文革定性為一場浩劫,可無論在官府還是民間,並未有過很徹底的反思。那個決議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決議,雖然它對否定文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並未從思想上清算文革的因子。至於民間,雖然這些年來有關對文革的描述和回憶的文章很多,但在時間的流逝和衝淡下,後人見到的,要麼是受害者對直接加害者和運動發動者的控訴——儘管從個人和國家的角度看,這種控訴有其必要,但控訴太多也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文革的災難,只是發動者和加害者的錯,自己則很清白;要麼是把苦難作為一種資本來宣揚,似乎那是個值得記憶的美好年代,所謂青春無悔,這在一些曾經的紅衛兵和上山下鄉的知青寫的回憶錄中,表現得尤其明顯。上述兩種對文革的私人回憶和敘述,雖然價值取向不同,但在剖析自我上,都有一個共同點:選擇性還原歷史,不敢或不願觸及自己靈魂的陰暗面。

  出現這種情況,原因當然很多,不過,從文化看,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裡,缺少懺悔和贖罪的傳統,是需要一提的。中國的文化被李澤厚稱為“樂感文化”,以區別於西方的“罪感文化”和日本的“恥感文化”。如果說,“罪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並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樂感文化”正如這個名稱所顯示的,它更重視現世的快樂,企圖通過在人的倫常日用的人生快樂中實現超越,這也就不可能給懺悔以位置,因為懺悔的前提是正視罪的存在。

  中國文化的這一特點,根源在於性善論,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因此,在中華文化傳統中,缺乏對人性中最深的黑暗——罪的認識與反省。中國文化有懊悔、悔恨、悔過、悔悟,追悔莫及,悔不當初等,但就是沒有悔改,沒有對生命的懺悔;充其量,中國人只能做到“認識錯誤並加以改正”,但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罪為何物。用學術的語言說,人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中是無欠缺的存在,並未犯有不完善罪,因而無需懺悔。

  除此外,用學者王曉華的話說,中國文化在主流上還是非宗教的,不設定一個超越的、終極的、無限的存在為人的信仰對象,而懺悔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無限的信仰對象存在,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一樣。所以,中國人雖然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對象,但又必須有所信仰,於是,中國文化便採取將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也就是把那些曾經存在過或正存在著的政治、軍事、文化領袖,作為神化、信仰的對象,他們被認為是以國為家的精神家長。對於這些被神化的人物,人們的主導意識是服從。這說明,中國人精神上尚未普遍地成為個體,缺乏在內心法庭中審判自己的能力,他們可能會向“家長”認錯或控訴,但不會向無限者懺悔。

  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樂感文化”實際與日本的“恥感文化”是一致的,而迥異於西方的“罪感文化”。所以,面對納粹德國給人類造成的災難,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向波蘭人民下跪謝罪,日本則做不到這點。中國出現的則更多是控訴。每當社會災難過後,中華民族就會湧現出無數的控訴者,向世界傾訴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訴意識發達而懺悔意識近乎於無,是中國人的集體特征。在這樣一種文化下,為文革懺悔是絕對必要的,它關係到民族文化的再造問題。

  來源:新加坡聯合早報2014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