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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0年群體性事件成執政最大挑戰

http://www.CRNTT.com   2010-01-26 09:56:55

這和我們國家的發展階段有關。我認為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49到1978年，這30年我們以政治為中心來搞社會主義建設，結果經過“文革”的衝擊，社會結構和文化氛圍都受到了很大的破壞；從1978年到2008年是第二個30年，這30年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第三個30年是從2009到2030年，國家的發展重心轉移到了社會制度的建設。而其中，從2010到2020這十年最為重要。 　　同時，中國社會也進入了艱難轉型期，社會矛盾急劇增加，必須通過體制改革和制度框架的建設來規範社會行為和政府行為。這也是從現代化走向現代性的重要階段，社會必然要經歷從不穩定到穩定的過程。因此處理好群體性事件非常重要，怎麼强調也不過分。 　　《瞭望東方周刊》：未來可能引發群體性事件的因素都有哪些？ 　　竹立家：中國未來面臨的五大問題，都可能成為群體性事件的觸發點。 　　第一是社會貧富差距過大，這和社會主義價值觀出現了背離； 　　第二是大規模的城市化過程中，會引發不安和動蕩，加劇社會矛盾和衝突； 　　第三是腐敗，腐敗永遠是人們對政府意見最大的地方，現在的腐敗已經從腐敗事件轉化為一種腐敗文化，這是很危險的，未來10年，國家反腐成效的好壞對社會穩定至關重要； 　　第四是就業問題； 　　第五是社會信任感的喪失，這種不信任充斥在政府和民眾之間、各政府部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而這恰恰是一個國家的軟價值，信任感缺失，足以給社會穩定造成威脅。 地方一把手還沒有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消息的意識 　　《瞭望東方周刊》：國家行政學院也曾開設過關於應急管理的課程，通過實際接觸，你覺得現在各級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能力怎樣？ 　　竹立家：我覺得普遍來講，黨政幹部處理危機事件的能力不足，從石首事件和甕安事件就可以看得很明白。 　　從內容上，危機分為三種：第一類是社會矛盾誘發的群體性事件；第二類是突發事件，比如礦難；第三類是自然災害，比如汶川地震。其中，群體性事件的處理難度是最大的，因為每個群體性事件誘發的社會矛盾的節點不一樣。 　　拿甕安事件來說，首先，政府處理事件的程序和過程不透明。涉及群眾情緒的事件，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公開事情的全過程，避免謠言的出現和散布。任何群體性事件都是伴隨著謠言，所以政府必須成為消息的第一和最終出口。現在地方的一把手，從觀念和意識上還沒有確立起要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消息的意識。 　　我們國家處於轉型期，必然要觸發很多利益衝突，發生群體性事件很正常。但是現在的地方官員對群體性事件非常害怕，都覺得會影響政績，這就客觀上提高了信息公開的難度。 　　從公開的方式來說，也缺乏基本的技巧。一個事情出來了，官員應該怎麼說，公安局應該怎麼說，新聞媒體怎麼說，完全沒有準備，大家各執一詞，造成了輿論場的混亂和老百姓的不信任，更加激化了矛盾。 　　另外處理結果和處理程序要公開，從甕安事件到石首事件再到三鹿奶粉事件，這些重要節點上，地方政府處置的都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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