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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書

http://www.CRNTT.com   2011-03-06 11:02:49

短命王朝的恢弘氣度 曾園 　　南朝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早就有一個模式限制它了。加在它前面的定語總是不體面也不吉利的：短命、奢靡、浮華……歷史上某個朝代覆滅了，人們也總能在這個朝代和南朝之間找到共同點。 　　讀《南史》就是在替我們受難 　　以往某個讀者閱讀南朝的歷史，如果不是出于可鄙的、不足為外人道來的目的，比如說欣賞那些變態的歷史細節，那麼可以肯定的是，這個讀者的閱讀是出于宏大的歷史使命：一個人在讀《南史》，其實就是在替我們受難，他再一次經歷了血雨腥風，“一篇讀罷頭飛雪”，他會再一次敲響警鐘，靡靡之音可以亡國，這在外國人聽來簡直是無稽之談，但在中國人心中，這不啻是常讀常新的歷史規律。南朝音樂中的某種音調、詩歌中描寫的種種細節，甚至“南朝四百八十寺”，無一不是亡國的徵象。 　　歷史學家錢穆雖然對史書中記載南朝的種種離奇細節有保留看法，但他也曾這樣評價：“南北朝本是一個病的時代。此所謂病，乃指文化病。若論文化病，北朝受病轉較南朝為淺，因此新生的希望亦在北朝，不在南朝。”研究南北朝文學的大家曹道衡先生針對年輕學者為“宮體詩”辯解的現象說過：“目前有些人因為我們對梁陳‘宮體’評價過低而要反其道而行之，竭力抬高‘宮體’而貶抑北朝作品，則是大可不必的。” 　　也不是不存在特別的聲音，日本詩人大沼枕山有詩句代表了這種傾向：“一種風流吾最愛,南朝人物晚唐詩。”2005年哈佛大學舉辦過一次東晋文學研討會，北美漢學界的知名學者普鳴、宇文所安、康達維、Charles　Holcombe和田曉菲等人悉數到場。研討會的參加者都傾向于將東晋時期看作中國歷史上文化最複雜、也最有創造力的時期之一。這次會議最後的報告人是哈佛大學的田曉菲。報告重點是佛教對觀想的思考如何影響到東晋以降文學題材和創作手法。她特別指出對山水描述的興趣不能完全看作是對審美趣味的追求，描述本身也不全是自然主義式的。很多其實是特意想像的結果。而這種臥游夢想式的創作應該是受到了佛教凝神觀照理論的啟發。 　　這次會議的相關信息通過網絡傳到了國內，儘管國內相關學者已經對日本的清水凱夫、興膳宏等學者優秀的六朝文學研究已經有所瞭解，儘管美國的中國文史研究中，以往相對最為薄弱的領域就是魏晋南北朝一段，但學者們仍對田曉菲的著作有很大的興趣。兩年後田曉菲的《烽火與流星:蕭梁王朝的文學與文化》英文版出版，2010年，此書的中文版出版。 　　田曉菲在書中說梁朝是“一個精力旺盛、充滿自信的光輝時代”。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梁朝具有“恢弘氣度、文化膽識與想像力”。書本身徵引豐贍，中日美學者著作盡收眼底，結論往往出人意料而又言之成理。 　　告訴你梁朝的真相 　　不過，這不完全是一本要急切告訴你梁朝真相的書，她希望讀者與學者都應該“瞭解我們知識的有限性”，數千年來各種定論其實值得我們千載之下的讀者重新推敲一番；這也不是那種企圖倒扭讀者的認知臂膀、用強力逼迫他們就範的辯論著作。作者向我們娓娓道來，在梁朝，春天的落花第一次受到了詩人的關注（以往的詩人只是觀察到秋天的落花），所以黛玉葬花的美麗畫面其實植根于南朝詩人的敏銳視角。在梁朝，詩人們開始為自己的詩集命名，各種文學批評如火如荼…… 　　“宮體詩”的“宮”指的是“東宮”的“宮”，皇太子居住的宮邸，而不是“後宮”的“宮”，“體”是“文體”之“體”，而不是“女性身體”之“體”……蕭綱為人聰明、博學、長于處理政務、孝順、寬容、富有口才。那麼“宮體詩”與蕭綱為何被後人詬病呢？ 　　蕭綱曾在一封信中提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在六朝時期，“放蕩”指行為舉止不拘小節，但是在後來，這個詞總是和一個人在性愛方面的放縱聯繫在一起。 　　唐代的政治家魏征似乎是第一個把“宮體詩”和“衽席閨闈”聯繫在一起的：“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什。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閣之內。後生好事，遞相仿習，朝野紛紛，號為宮體，流宕不已，訖于喪亡。” 　　隋唐起源于北周，田曉菲認為魏征“從征服者的道德立場出發，把宮體詩的寫作和王朝興亡的叙事編織在一起，從而戲劇化地誇大了宮體詩的負面價值”。另一位偉大的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裡引用了叛亂者侯景的信，其中有提到蕭綱的部分：“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于輕薄，賦咏不出《桑中》。”令人奇怪的是，《南史》與《梁書》都沒有這句話，宋朝的司馬光却引用了這句來歷不明的話。在信中，侯景很清楚地說明了自己叛亂的原因在於對梁武帝的措施不滿，他基本上認可武帝是一個睿智開明的皇帝，只是做了虧負侯景個人的事情。但這些內容被司馬光删除。這讓讀者產生一種印象，好像侯景認為梁武帝政治失敗、太子荒淫，他不造反則國家沒有未來。作為嚴正史家的司馬光，似乎在利用這個機會，以所謂的春秋筆法，對梁朝的統治作出他自己的裁判。 　　傳統史家無法“從數目字上”認識歷史，就必然會從藝術、倫理等熟悉的角度去發現政治失敗的蛛絲馬迹。這種思路在後世繼續運作了上千年，在這種史觀中，唐玄宗、李煜、宋徽宗的失敗就顯得尤其觸目，他們因為藝術上的成就而多背負一層失敗的耻辱，而毫無文采的崇禎、光緒等人就僅僅作為悲劇人物讓人同情而已。 　　對誤用文獻者的自信進行拆解 　　漢族是起源于中原的民族，在南朝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它獲得了一些南方特質；而“南方”這個純地理名詞，也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化氣質。 　　這段歷史正是南北朝長期對立的歷史，其中夷夏之辨、種族意識犬牙交錯狀態尤為迷人而惱人。陳寅恪先生的詩《舊史》說的正是這段歷史：“厭讀前人舊史編，島夷索虜總紛然。”意思是北方人說南方人是“島夷”，而南方人說北方人是“索虜”。雙方都以文化正宗自居。今天也有許多人認為“法統”、“正宗”在南朝，但隋唐君臣就認為正統在北方一邊。擁有先進文化的漢族被稱為“夷”，這是開天闢地第一次。北魏皇帝照樣祭孔（况且孔廟本來就在北魏），憑什麼說正宗在南朝？ 　　並不是到了晚清，華夏民族才經歷了李鴻章所說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李鴻章所強調的無非是強敵環繞，文化也不弱。而南朝面臨的這種威脅感更強（至少八國聯軍沒有壟斷祭孔）。梁武帝在文化發展上異常努力，他使梁朝宮廷成為了杜德橋所說的“唐朝之前中國最博雅、最發達的思想文化圈子”，而他崇尚佛教，則是為了打造“皇帝菩薩”的形象來與北朝皇帝競爭。也只有在這個競爭性叙事框架下來看梁武帝，我們才能最大限度地去理解他對佛教的熱情。 　　但是梁朝的這種競爭性文化姿態，却在後人心目中呈現為“傷感、哀艶與頽廢的形象”，田曉菲認為這種形象其實乃是晚唐詩人的建構，它反映的不是梁朝的本來面目，而是晚唐的文化氣氛。日本詩人對“南朝”與“晚唐”特殊偏好，並非沒有依據。 　　重申一次，這不完全是一本要急切告訴你梁朝真相的書。田曉菲的興趣並不在於對各種舊觀點進行審判，她更醉心于對引用文獻者的立場進行分析、對那些誤用文獻者的自信進行拆解。 　　錢鐘書在《中國詩與中國畫》一文中說：“把‘南’、‘北’兩個地域和兩種思想方法或學風聯繫，早已見于六朝，”這種“南朝古說”蔓延至詩歌、禪宗、繪畫等領域。南派陰柔婉約、北派豪放剛強的陳詞濫調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錢鐘書先生批評此說“拘泥著地圖、郡縣志，太死心眼兒了”。 　　田曉菲以北朝樂府為例，她認為：“北朝樂府詩被認為代表了強健豪邁的北方特色，但它們絕大多數都是有梁朝樂師演奏和保存下來的。這些樂府詩與其說代表了北方特色，還不如說代表了南方人眼中的北方，南方人出于一己動機所著力塑造的北方。” 　　宇文所安在《盛唐詩》中有個奇怪的發現，創造邊塞詩傳統的詩人們從來沒有去過邊塞。那些邊塞詩的始作俑者其實都是南方詩人。寫邊塞詩，自然包括了“收復失地”的願望，“寫作”這一行為就隱藏了此種心態：我寫得好，就證明我更有資格擁有那些疆域。 　　在紛紜糾纏的歷史細節中，真正有意思的工作並不一定是“還原真相”、執著于拷問細節的政治文化意義、榨幹窮盡歷史叙事的每種方向。有趣的也不是提出這樣的問題：這首跟紡織有關的詩究竟是織女所寫還是貴族揣摩織女的心態而寫？描寫風沙戈壁的幾種構詞法北方人能否發明出來？而是：南方的貴族如何想像自身？他如何理解織女？他如何創造出沒有“文化”的游牧民族的抒情樣式？田曉菲強有力地梳理出南朝詩歌中詩人的想像模式： 　　北方鮮卑=“低級”文化=“自然”=南方平民女性 　　南方漢人=“先進”文化=“文明”=南方貴族男子 　　值得我們警惕的是：這僅僅是創作中的想像模式，如果我們用這種模式來解釋南朝詩歌、理解南朝，就與真實的文化語境失之千里了。 《烽火與流星》　田曉菲　著 中華書局2010年1月版 　　被低估的理由： 　　田曉菲在書中說梁朝是“一個精力旺盛、充滿自信的光輝時代”。在社會與文化方面，梁朝具有“恢弘氣度、文化膽識與想像力”。書本身徵引豐贍，中日美學者著作盡收眼底，結論往往出人意料而又言之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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