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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輝：為什麼人們厭惡帝制？

http://www.CRNTT.com   2011-08-29 18:11:48

重審歷史上的“制度”問題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習慣於以“租佃關係決定論”、“土地兼並危機論”和“農民—地主鬥爭論”來解釋歷史上的這種周期性的浩劫。筆者曾對此提出質疑。傳統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不在於“土地私有制”導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國家何其多多，但哪個像傳統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轉的“農民戰爭”？ 　　近年來我發現這樣看的人越來越多，已不是什麼新奇的認識。如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集體的大項目多卷本《中國近代通史》對清代就是這樣看的。該書認為：在整個清代“土地兼並”與土地分散是兩個互相平衡的過程，因為富人的大家庭不斷分家造成家產分散，而赤貧者多無力成家延續後嗣，其家庭趨勢是歸於消滅，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規模延續的最大幾率。因此鄉村人口的階級結構是長期穩定的，“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越來越多”的趨勢並不存在。具體地說，清初儘管“土曠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卻絲毫不比清代中、後期為弱。反過來講，晚清的土地也並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謂的土地兼並，並不會影響社會結構的穩定，“真正侵蝕王朝肌體、造成王朝衰敗的，其實正是淩駕於社會之上、充當社會調節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級官員”。 　　然而過去那種一切歸咎於租佃制的“制度決定論”衰落後，完全不談制度之弊的另一種時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論”與“氣候災變論”的爭論就是如此。無論是規律性的人口周期，還是偶發的自然災變，總之都已不把傳統時代的制度問題當回事。其實如前所述，這兩種解釋用在歐洲還可以說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國這樣明顯的“人禍”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紀史的前述爭論發生在中世紀制度早已終結、現代化早已完成的發達國家，爭論只涉及人口劇減的機制，並不涉及其他方面，爭論雙方都無意於肯定中世紀制度，也無意於懷疑西方走出中世紀是否錯誤。但我們如果也去趕這時髦，情況就不一樣了。過去我們說“傳統”很糟糕，因此對這些浩劫有一套解釋，但這種解釋並不成功。現在我們不能改說“傳統”很優秀了，就根本不解釋，好像那些浩劫沒有發生過，或者發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時期”。即便某次大亂可以如此解釋，從陳勝吳廣到太平天國的一次次“爆炸”，難道都能歸因於“小冰河”？惟獨中國歷史上每隔約兩百年就出現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國家則不曾有。這可能嗎？ 　　我們不能回避這些事實，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國文化，乃至所謂中國人的“民族性”就很惡劣的結論。我寧可認為，而且的確也有充分的證據認為，那些問題並非作為民族標識的“中國文化”使然，更不是中華民族不可救藥的“劣根性”的證明，而是那時的制度的確有某種問題。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中國在歷史上社會危機不爆發則已，一爆發就那麼慘烈呢？大家都讀過《紅樓夢》，《紅樓夢》里說，大家都像烏眼雞一樣，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國人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在社會危機中發生這麼凶狠殘酷的屠殺？我們要在人類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從中國文化中發掘解決人類生存困境的資源，就不能不研究這個問題。 　　中國的歷史有輝煌的篇章，但也的確有許多血腥的頁碼。近代以來中國長期國弱民窮，人們怨天尤人，難免怨及祖宗，“反傳統”的確反得過分；乃至出現所謂“劣根性”之說，把中國的歷史塗抹得一片漆黑。對此予以糾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不能倒到另一極端：因為日子稍微好過了些，就小富即狂，把歷史說得花團錦簇。 　　（本文首發於《南方周末》，限於篇幅，編者删落了所有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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