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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蘇聯解體20年祭

http://www.CRNTT.com   2011-12-28 09:16:33

壓制毀掉了真正的“理想主義”  　　俄國學者們強調，在這種與朝鮮“先軍政治”類似的“國防意識高於一切”的概念下，國家強大是以個體作為整體的殉道者為前提的，在鉗制和馴服的狀態下“造成了人民政權的錯覺”。因為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強制基礎上的，它的高度集權的“強迫”動員性社會是以壓制性的恐懼政策和輿論統治作後盾的，它具體表現在社會單位化、單位國家化、國家政治化，社會只不過是蘇共政權附屬物，是沒有任何主觀能動性的被動的客體。戈爾巴喬夫把這種“國家控制、國家所有、國家幹預達到無所不及的地步，幾乎每一步都需要國家官員批准”的整齊劃一的“官方國民性”稱作典型的“蘇聯生活方式”。在這個國度裡，所有的個體沒有選擇的餘地，在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中甚至對“個人”的詞條下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衆，群衆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個體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現行制度的框架裡，人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當局代他們決定”（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32頁）。   　　這種社會模式必然會造成了四個後果：   　　第一，它與理想背離，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號召力進行社會動員和欺騙，必然會導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特殊的宗教”，這就造成了它的虛偽性。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權很快就發生了“理想主義蛻變”，與它所許諾的目標模式毫無共同之處，正如聖西門批評雅各賓專政時所說的，在爭取自由平等的偉大目標下，產生了一種新的奴役形式，一個新的“黑白顛倒世界”。雖然1936年蘇聯憲法宣布：“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鏟除”（《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頁），階級結構已經根本改觀，作為蘇聯社會結構的核心的“兩階一層”都是“人民的範疇”，但實際上來自國家的剝削超過了1861年以前的農奴制時期，全體蘇聯人都處在變相的“普遍農奴制”狀態。   　　1938年蘇聯實行“勞動登記册”制度，複活了沙皇時代就已經廢除的農奴制特征“連環保”，所以蘇聯坊間裡把聯共（布）稱為“第二次農奴制”，（聯共（布）的俄語縮寫“ВКП”與“第二次農奴制”的俄文縮寫“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從斯大林提出“靠內部積累發展國家的工業”以後，整個蘇聯時期的積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從民間汲取發展國家是當時的發展戰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居民的總納稅額增加了2.3倍，1929年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所謂富農納稅額是集體農莊莊員的17倍，而從1929-1938年的10年間物價上漲了近6倍，遠遠大於沙俄時代。蘇聯為了負擔歐洲規模最大、開支最多的常備軍，就需要不斷地消耗國家的財力，從農民身上抽取資金，甚至犧牲農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體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薩克斯坦，農村人口縮減了30.9%，在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減少了23%，在烏克蘭自然減員20.5%，在北高加索減少了20.4%，而1933年運往國外1800萬公擔穀物，如果停止糧食出口就可以避免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就可以有700萬人的性命存活下來，但是斯大林拒絕這樣做。他認為，政權與民衆的關系不是“政權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權”。為了國家的強大，必須要以一代人作為代價。  　　這一模式是以強製作為後盾的，它用恐懼社會的壓制性和輿論統治來震懾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控制人們的思想。正如帕斯捷爾納柯在《日瓦戈醫生》中所說的，這種體制“教育人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斷”，只要求服從。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雖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主要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裡，反叛就等於餓死”。官僚集團的上層排除了在協商基礎上解決社會矛盾，當時蘇聯提出的口號是“既然進行階級鬥爭，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階級鬥爭會加劇，恐怖自然也會加劇，一天不搞恐怖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就會滅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聞》257頁）。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選舉100%的人都無條件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但是階級敵人的隊伍卻在不斷擴大，據蘇聯內務部統計，從1921-1954年僅記錄在案的被判處“反革命”罪的罪犯就達約380萬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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