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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陳獨秀：晚年為何拒絕重回中共

http://www.CRNTT.com   2012-02-25 10:34:31

(二)由反對國共合作轉變為擁護國共合作。出獄後，陳獨秀兩次主動地找到當時在南京籌備八路軍辦事處的葉劍英、博古，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無疑是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多年隱居的羅漢也主動出來為陳獨秀與共產黨重新合作抗日而奔走，並在葉劍英等的建議下，親自奔赴延安，因山洪被阻西安。經電報聯絡，中共中央以為陳獨秀要回到黨內，就由毛澤東、張聞天簽署提出三個條件，要求陳：(一)公開放棄並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並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承認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 　　張國燾在解釋三個條件時說，托派中願意恢復中共黨籍者，須公開脫離托派並承認已經參加托派的錯誤；不願恢復中共黨籍者，可以與中共在黨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戰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對抗日的托派人物採取敵視態度。 　　但是，陳獨秀在聞知三條件後，十分不滿，說：“我不知過從何來，奚有悔！”儘管如此，當時在克服了左傾錯誤的中共中央與擁護國共合作的陳獨秀之間，的確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良好氣氛。自然，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看，在抗日問題上他與黨作一定程度的合作是可能的，但要他擁護黨的全部革命理論和路線，甚至回到黨內，沒有可能。因為他思想深處仍堅持歐洲馬克思主義“城市中心論”的觀念，看不起游擊隊和農村抗日根據地，不承認中共是無產階級政黨，譏笑毛澤東思想是“山上馬克思主義”。不過這些思想上的深刻分歧還沒有表現出來，而且也不是當時時局要解決的緊迫問題。 　　然而，正在此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正副團長的王明和康生，從莫斯科回來，把當時蘇聯正在嚴厲鎮壓托派的狂風帶到中國，又把前一年他們在巴黎《救國時報》上連篇累牘誣陷中國托派和陳獨秀是“漢奸”的醜行，帶回國內，硬是誣陷陳獨秀等是每月向日本特務機關領取津貼的“日本間諜”和“漢奸”，並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雜誌上公開散布這種莫須有的罪名。此舉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抗議，嚴重影響黨的威望。陳獨秀和羅漢也以為這是中共中央的意見，分別發表公開信，說了一些很激烈的話語。從此陳獨秀與黨的關係就徹底決裂了。 　　1937年9月中旬，陳獨秀來到武漢。這時的武漢，是國民黨政府的臨時首都，成了政治軍事的中心和群眾抗日運動新的策源地。一時冠蓋雲集，各種政治勢力的代表人物為抗戰事業所激發，匯集到這里進行緊張的活動。陳獨秀憑著他對政治局勢的敏感觀察，決心抓住身邊出現的這個特殊環境，與一時在武漢耽擱的王文元、羅漢、濮德志等人共同努力，以爭取民主與自由為旗幟，聯絡那些中間黨派和勢力，組成一個“不擁國(民黨)，不阿共(產黨)的聯合戰線”，企圖在抗日陣營獨立開創一個政治局面，為國家和民族再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陳獨秀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時他對國、共及托派都失望了。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又專制獨裁，不發動民眾抗戰，致使正面戰場一敗塗地，他覺得靠國民黨來奪取抗戰勝利是無望了；對中共又有以上的偏見和恩怨不可能合作；昨天他還寄於熱望的托派，忠實執行托洛茨基指示的路線，口頭上支持抗戰，而把主要矛頭攻擊國民黨和共產黨，特別抨擊共產黨再次與國民黨合作是對國民黨“投降”，對無產階級的“背叛”。他們主張直接搬用列寧在第一次大戰中的策略，在戰爭中引發革命，即變國外戰爭為國內戰爭，對本國政府實行“革命的失敗主義”，促使其在戰爭失敗的危機中垮台，以造成革命形勢，乘機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這條極左路線實際上是破壞抗戰，有利於日本侵略，遭到當時全國正派輿論的強烈譴責，使“托派即漢奸”的宣傳在全國流行開來。陳獨秀極端痛恨這條路線，並與推行這條路線的上海托派中央“極左派小集團”進行了堅決鬥爭，多次公開宣布自己與這個集團脫離關係：“我已不隸屬任何黨派”。而托派中央卻反過來多次作出決議，強烈譴責陳獨秀堅持“機會主義”，背離“托洛茨基主義”。雙方也因此決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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