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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幕

http://www.CRNTT.com   2012-03-18 09:35:30

第二次杭州會議 　　杭州會議後，學術批判不斷升溫。4月9日—12日中央在北京召開書記處會議，會議內容之一就是研究學術批判的問題。 　　會後馬上就召開了第二次杭州會議，又叫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我於14日從邯鄲返京，15日飛上海，從上海到杭州。當時來的人比較少，就安排在西泠賓館（八層樓）。 　　彭真來得晚，我們還換了一下房子，住在同一層。 　　葉帥也來得晚，來了就問我：“這個會議是幹什麼，三月不是剛開了會?” 　　我說：“我也不知道。” 　　葉帥說：“送彭真上飛機時，彭真和我講了兩句話，說現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彭真到杭州後，要求和毛主席見面談話。彭真和徐業夫講時我正在旁邊。彭說：“我要求和主席見面，只講20分鐘。請你轉告。”徐業夫會轉告的，可是主席沒有見彭真。這樣我們就知道事情大了。 　　會還沒有正式開，18日關於彭真問題的材料就出來了。一個材料是4月16日《北京日報》以三個版的篇幅發表的批判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並加《北京日報》、《前線》的編者按。在編者按中有所檢查，並提到《前線》發刊詞。康生講這是個假批判，真包庇，假裝自我批評。又說《前線》也發了一篇文章，他始終沒有看到。我們知道“三家村”的問題牽涉到北京市委。 　　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是按照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的精神寫的。社論宣布：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 　　19日開始開會。 　　20日、22日、24日、25日在主席那裡開了幾次會。主席談得很活躍、和緩，但講話中插的那幾句話就重了。主席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裡住，願到上海來。那時柯慶施和江青已聯繫較多。1965年初，江青就躲到上海來密謀策劃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一文。 　　我們在西泠賓館吃過飯出去散步時，六個大區書記包括劉瀾濤在內，沒有一個敢和彭真並行，也不和他講話。我還和他講話，因為彭真1938年就是我的上級，關係可以。但我們也只能講些廢話，“天熱了……”。誰也不敢講正題。 　　4月21日少奇訪問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後回到杭州，主持了類似政治局的會議。因為少奇從3月26日就不在國內，對這段情況根本不了解，所以會議實際是總理主持。在會上少奇點了兩個人的名。 　　王任重說：主席講得很好，很重要，是否將毛主席的講話整理成一個文件下發全黨。陳伯達說：那你根據你的記錄寫一下。這就是《五一六通知》的由來。王任重記錄的特點是誰的話都記，但只記要點。我的記錄是記毛主席的原話，但是別人的插話就記不下來了。我一看他的記錄同我的不盡相同，就沒有往外拿我的記錄稿。王任重起草的文件，後來改動很大，康生說改了八遍。（但也有另一種說法，比如劉志堅回憶：4月14日總理把他叫到釣魚台8號樓說，中央確定劉和陳亞丁到上海參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討論和修改，這就是《五一六通知》。16日他倆飛上海，當天陳伯達、康生、江青召開會議讓大家討論，5月1日劉回到北京。這就是說，第二次杭州會議還沒有開，中央已在組織人起草《五一六通知》了。） 　　4月24日，會議基本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草稿。 　　會議結束，中央指定我和宋任窮兩個人和彭真一道乘飛機回京，明是陪送，實是押送。在26日晚杭州到上海的火車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飛機上，都沒話講。開始三個人在一起，面對面幹坐著，後來宋任窮離開前艙，到工作人員那邊，只剩下我和彭真。大家心裡都明白，我們倆的任務是“護送”他回來。 　　到機場後，我們各自坐車走了。後來有人說我把彭真交給安子文了，這是不對的。 　　上海會議搞羅，三月會議點楊尚昆、陸定一，四月會議批北京市委，批彭。這時誰都知道，問題剛剛開了個頭，遠沒有完。誰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發展。這時的北京大家都很緊張，到處打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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