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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鐵：什麼是真正的香港危機

http://www.CRNTT.com   2012-03-19 09:29:27

官員遭遇信任危機 　　除了在面對地產財閥時表現軟弱與放任之外，政府為擺脫財赤而進行的公產私有化過程也助長了壟斷企業的擴張，使基層市民生活更加艱難。 　　不少香港人認為，當香港社會逐漸為大地產商的跨行業壟斷付出沉重代價時，港府卻躲在“積極不干預”和“小政府，大市場”的舊信條後面，以一時的盈餘或赤字來判斷市況，逃避作為平衡者和仲裁者的責任，放任了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情況惡化。 　　持這種看法的港人並非沒有依據，比如長期以來，政府不願主動監管一手樓銷售。直至今日，香港地產商在賣樓過程中仍只需進行“自我規管”，故而民間有“街市賣菜呃秤會被海關檢控，地產商賣發水樓卻不必負責”的憤懣。2011年，政府終於開始就立法規管一手樓銷售進行公眾咨詢，提上日程，但此時政府早已在民眾中落下了受制於“地產霸權”的軟弱形象，社會不滿也自然隨之而來。 　　除了在面對地產財閥時表現軟弱與放任之外，政府為擺脫財赤而進行的公產私有化過程也助長了壟斷企業的擴張，使基層市民生活更加艱難。2005年，房屋委員會將旗下遍布各個公共屋邨的180個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給“領匯”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然而接下來的幾年，由於領匯以成倍的租金加幅逐漸使小商戶絕跡，原本作為公共屋邨配套設施的商場也逐步蛻變為低收入階層負擔不起的連鎖商店聚集地。小商戶因大幅加租而發起多次抗議，民怨累積之下，這一公營服務私有化的案例可說是相當失敗。 　　這些做法，包括“公平競爭”法的難產，不但加劇了市場環境的不公平，還損害了政府自身的管治威信，令民眾懷疑政府無意改變甚至是助長各種社會不公的現象，從而逐漸不再信任政府。在“不信任”的社會氛圍之下，政府官員稍有不慎，便可能瓜田李下，墮入“官商勾結”或是“利益輸送”的疑雲。 　　例如，前地政署署長梁展文曾參與政府和某大地產商補地價的談判，退休後又加入該地產集團接受高薪厚職，因此數次被立法會傳喚解釋此事。儘管梁氏並未違反法律，此事卻觸發了公眾對政府官員可能收取“延後利益”的疑慮。 　　此次特首曾蔭權就因為參加私人宴會、低價乘坐富豪的私人游艇等並未違法的“小事”而引發了軒然大波，就連他本人也連稱感到意外：“我承認45年公務經驗是我的資產，但也是包袱，有時會令自己有盲點，只相信自己一套，忽視時代轉變後，公眾期望也跟著改變，對公職人員有更高的要求。”言下之意便是，他本人沒想到，民眾對官員的信任度已經今非昔比。 　　今天港人對貪腐問題如此敏感，固然是因為香港人對公務員的廉潔度是“零容忍”，卻也不排除港人對政府官員疑慮漸深。香港公務員一向以清廉高效著稱，這種不信任不僅對整個公務員體系產生了相當負面的影響，也增加了未來政府推行政策的阻力，更加劇了社會分裂。 法治遭到民粹挑戰 　　批評和挑戰單獨看來似乎都有特定的社會背景，卻已逐漸升格為對整個司法體系的攻擊，並借著民粹和排外情緒的抬頭壯大聲勢。 　　香港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香港是個法治社會”。“法治”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基石，香港人一直也以他們的司法制度和法治水平為榮。但這一基石，近年也有鬆動的跡象。有人開始挑戰法治，或許是香港遇到的最大挑戰。 　　法治程度首先與民眾的信心有關。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法治狀況評分的幾次下跌，均由重大的事件誘發：1999年“胡仙案”；2000年警方引用公安法逮捕大學生；2008年民間電台案、富豪超速駕駛案以及藝人裸照案；以及2010年包致金侄女襲警案。這些事件均涉及律政司選擇性檢控或是警方選擇性執法。可見，在港人心中，司法獨立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最重要的法治指標。 　　不過，雖然香港的司法機關從來都是民望最高的機構，以及香港的法治評分總體上仍處於高位，當社會對經濟目標和社會公平的渴求過於迫切，而資源又相對緊拙時，民粹情緒便極易被煽動起來，轉而威脅到法治所涵蓋的諸多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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