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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巴列維國王改革失敗的教訓

http://www.CRNTT.com   2012-03-24 09:06:34

在自己的政權已被推翻、希望能自我監督的“帝國民主”已被證明錯誤時，仍強調“自己的經驗”正確有效，真乃莫大之諷刺。從上層逐步實行改革確實要比由下而上變革大動蕩要好得多，但前提是上層必須主動實行滿足社會需要的變革。而問題經常在於統治者總是強調政治改革的條件不成熟，要“逐步”，結果卻是總以此為理由拒絕或拖延改革，最後導致矛盾總爆發而錯失“逐步”改革的機會。  　　不過，在伊斯蘭革命中被伊斯蘭法庭處決的前首相阿米巴.胡韋達的弟弟、曾任伊朗駐聯合國大使的費雷敦.胡韋達事後對此則有清醒的認識，他反思說，沒有進行民主的政治改革是腐敗不止的原因，恰恰也是政治反對派得以發展的原因：“在國家發展的那個階段，國王的基本錯誤並不在於加快經濟發展，而在於對政治自由的疏忽。到1970─1972年，物質條件改善需要與民主齊頭並進。這里，國王犯了嚴重的判斷錯誤，放過了一些機會。”這樣，清真寺就成為反對派的政治活動中心，因為“在一個不能夠在議會發洩不滿情緒的社會裡，相對來說不可褻瀆的聖地，自然就成了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中心”。  　　“白色革命”曾經激發、造就了一批“現代”知識分子，胡韋達寫道：“伊朗看起來沿著合理的方向前進，以至於許多知識分子和技術專家，紛紛參加了國王的現代化運動。我的一群朋友認為，真正的經濟發展，必定會帶來民主。因此，要做的事情是支持國王的改革，並且為經濟發展和政治自由化提供動力。”但巴列維國王長期堅持所謂“帝國民主”，使知識界逐漸產生了強烈的離心和對立傾向。但巴列維則堅認知識界疏離的原因在於“面對這麼多新奇的事物，我們有些學生沒有準備。他們思想還不夠成熟，不知怎樣對待顯然是很舒適的新生活”。他們“不知道他們的父輩和祖輩所經歷的困難”，“同被寵壞了的孩子一樣”，經常提出過分的要求。  　　 　　經濟的發展雖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總體提高，但由於種種原因卻造成了驚人的兩極分化。“對於一小撮富於冒險精神的買賣人來說，‘白色革命’就好比一個聚寶盆，簡直堆滿黃金似的”。結果“富者越來越富，窮者越來越窮，而且人數還在成倍增加”，一夜之間由一貧如洗暴富為百萬、千萬富翁的“奇跡”並不乏例。“在圍牆後面，一邊是紙醉金迷，一邊是民窮財盡，加劇了社會的兩極分化。在豪華的別墅裡，這個國家的名門望族，用誇大自己、無視他人、歪曲事實的哈哈鏡，裝飾著他們富麗的廳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不僅一般百姓不滿，而當後來國家財政危機，為降低通貨膨脹而對新富階層進行諸如加強稅收、制止投機等某些限制、要求他們略微“犧牲”少許利益時，他們居然也加入到反對巴列維的行列中去了。  　　由於注重工業而忽視了農業，造成了農村的發展停滯，使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尋找謀生之路。沙利文寫道：“他們來自保守的農村並受過嚴格的伊斯蘭傳統教育。他們來到西方化的現代城市，對違背他們的基本是非觀念的事物看不慣。他們的收入雖然比他們有生以來所能期望的還要高得多，但各種開支也使他們非常不滿。他們眼巴巴地望著為進行投機買賣建起來待價而沽的高樓大廈空著沒人住，而自己在德黑蘭南部的貧民區，十幾個人住在一個房間裡。他們看到政府官員和中產階級乘坐有專職司機駕駛的奔馳牌轎車在城裡來來往往，自己卻因公共交通工具嚴重不足而不得不拼命擠車。他們的失望和不滿是大量的，而能使他們感到寬慰的事情又實在太少了。他們當中許多人吸毒成癮，許多人盲目地以流氓行為來發洩心中的怨恨。”這些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　　重要的是，巴列維與教會的關係一直非常緊張。教會在霍梅尼領導下一直堅決反對世俗化、西方化和現代化，與巴列維勢不兩立。巴列維曾通過人威脅霍梅尼說：“別讓我穿上我父親的靴子。”霍梅尼則憤怒地回道：“對你來說，你父親的靴子還大了好幾號呢!”教會認為“白色革命”不僅侵犯了教產，而且還敗壞了道德。德黑蘭街頭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電影院、酒吧間、賭場、豪華酒店和日益泛濫的色情業是道德嚴格的伊斯蘭教無論如何無法容忍的。使教會認為國王犯下死罪的是，他把兩千五百年前居魯士建立帝國看作比此後一千年先知穆罕默德被迫從麥加流亡一事還要重要，實則用居魯士反對穆罕默德。巴列維舉行了一系列活動和儀式將自己作為居魯士的合法繼承人，並在1977年修改歷法，不從回歷算起，而從居魯士締造波斯帝國時算起。此舉引起舉國憤怒，成為他垮台的一個因素。在一年後的滿街抗議聲中，國王不得不收回成命，恢復伊斯蘭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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