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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與權力 | |
http://www.CRNTT.com 2012-03-27 10:41:48 |
體制外知識分子也要權力 體制外的權力反對者又如何呢?應當再次強調的是,反對權力者也是為了權力。問題是這個群體拿什麼來反對權力呢?實際上,和“依附型”群體一樣,這里面也有兩個次群體,一是輸入的西方知識來反對權力,二是拿中國傳統,主要是儒家傳統來反對現存權力。 其中,第一個次群體是主流。清末以來,中國傳統類型國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西方類型國家所擊敗。中國的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對中國傳統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們開始從西方尋找“真理”。“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所謂“百家爭鳴”。但所有這些百家都是從外國輸入,沒有一種屬於中國自己的。當然,當時也有知識分子堅持中國傳統,但並沒有占主導地位。各種外國的主義在中國互相競爭,非常激烈。早期,自由主義占據主導地位,因為很顯然西方強大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五四運動”把西方的成功概括成為“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並不難理解。但是,辛亥革命失敗之後,自由主義在競爭中退出,勝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外在的條件和一個內部條件。外部條件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革命的成功。在當時中國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看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表明西方自由主義的失敗,西方資本主義的失敗。而蘇俄革命的成功,則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功。因此,知識分子很快就轉向後者。內部條件就是在像中國那樣的落後國家,要實現西方自由主義制度並沒有什麼現實可能性。很顯然,西方制度是西方社會經濟數百年發展的產物,很難移植到其它文化。 自由主義並沒有演變成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但西方的價值則生存下來。除了蔣介石時代也就是上世紀30年代,掌權者試圖恢複中國傳統(也就是新生活運動)之外,在中國的土地上,歷來是各種外國觀念的競爭。馬克思列寧主義成為掌權者的意識形態之後,西方自由主義就成為其競爭者和反對者。不過,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觀的人,和傳統儒家的思維有驚人的一致性。上面已經提到,依附性知識分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上升為政治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合法性。同樣,反對者也試圖把西方自由主義上升為一種“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來論證政權的不合理性。我們可以說,中國並沒有自己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中國也沒有自己的自由主義者,中國所有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和西方自由主義者。在批判者當中,也有人試圖把西方和中國傳統兩者混合在一起,例如儒家和西方自由主義。 對解釋世界並不感興趣 很顯然,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權力的知識分子也具有如下特點。第一就是上面所強調過的,兩者都是為了權力,非常類似於執政黨和反對黨一樣。反對權力的目標就是為了有朝一日自己擁有權力。第二,反對者也同樣不是解釋事物的知識體系。他們對解釋世界並不感興趣,他們的興趣在改造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不是知識產生者和擁有者,而是知識的使用者和應用者。第三,公平地說,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也是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目標也是建設一個他們想象中的國家。不過,他們的知識想象並不是基於他們對客觀現實的認知和理解,而是借用業已存在的知識想象。不同的主義就是他們從各種借用來的知識體系中所作的想象。第四,也和“依附型”知識分子一樣,反對者同樣是各種說教。他們用各種西方的價值或者道德來評判人、制度、文化。他們沒有能力來解釋世界,但有巨大的動機來批判現實。 在西方,盡管也有為權力辯護或者反權力的知識分子,但其主體是那些解釋事物和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國沒有這個以解釋事物和世界為使命的知識群體,因此知識分子如果要得到權力,就會傾向於求助於權力。依附權力和反權力者因此具有同樣的思維和行為邏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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