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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紀霖:特殊的文化,還是新天下主義 | |
http://www.CRNTT.com 2012-06-27 14:55:28 |
近一百年前,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上提出,辛亥革命之後,國人對立憲政體的追求,只是政治的覺悟,吾人如今需要倫理的覺悟,明曉共和立憲政體須以平等自由為原則,因此要打倒孔家店,用西方新學代替儒家的三綱倫理。他稱之為“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一個世紀過去了,中國知識界又重新出現了文化自覺的聲音,此起彼伏,莫衷一是。然而,主流的看法與百年前的啟蒙思潮,早已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如今被批為“政治不正確”,西化似乎在立場上也具有毋庸爭辯的原罪,而21世紀的文化自覺,與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相反,乃是一種“中國的”文化自覺,更確切地說,是以儒家文化為本位的文化重建。 面對文化自覺的各種聲音,我以為有三個問題需要釐清:首先,文化自覺與制度自覺是什麼樣的關係?其次,是文化自覺,還是文明自覺?最後,我們要的是什麼樣文明,是“我們的”文明,還是“好的”文明? 張灝先生早就分析過,晚清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危機,乃是政治秩序的危機與心靈秩序的危機。辛亥革命一百年過去了,中國依然處於歷史的大轉型時期,兩個秩序問題依然沒有解決。自由派關心的焦點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政治秩序的重建。誠然,制度的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核心,即便是重建核心價值和倫理秩序,首先也需要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人性具有神魔二元性,既有向上升華的一面,也有向下沉淪的另一面。在一個民主、寬鬆、和諧的制度環境之下,會激發出人性中向善的良知衝動;而在一個人人自危、缺乏安全感的嚴酷體制裡面,人性中相互防範、相互殘殺的動物本能便會泛濫成災。因此,文化自覺的前提,是要有制度的自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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