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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新雨：學術與政治——重讀韋伯

http://www.CRNTT.com   2012-08-11 09:13:44

4，責任倫理與“價值無涉” 　　至此，我們可以明白，韋伯為政治的責任倫理所做的辯護，與他對學術“價值無涉”的強調具有深刻的內在聯繫，而不是慣常所理解的簡單的“衝突”可以涵蓋的。政治的責任倫理和學者在課堂上的學術倫理是一致的，教師在課堂上對學生灌輸自己的立場，和政治家在公共空間的煽動性宣傳，具有同樣的必須被批判的性質，因為這些行為謀求的是自己或利益集團的私利。真正的學術和政治，是激勵學者和政治家在明確個人責任與後果之後的勇敢擔當。在韋伯看來，正是因為他所置身的是一個“冰冷難熬的極地寒冰”的時代，因此，正視諸神的爭鬥，學會與魔鬼打交道，以擔當起以學術為志業、以政治為志業的歷史使命，才是唯一之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可以理解韋伯的另一副面孔，一個立場和價值鮮明的、以民族國家利益為最高訴求的政治韋伯: 　　經濟發展的過程同樣是權力的鬥爭，因此經濟政策必須為之服務的最終決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權力的利益。政治經濟學乃是一門政治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的僕人！這裡的所說的政治並不是那種某人或某階級在某一時刻碰巧執政的政治，而是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52] 　　當韋伯在這裡談到“政治”的時候，我們應該理解它所具有的獨特的內涵，它絕不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爭權奪利的派性政治。在韋伯的政治概念裡，處理德國國家和民族的生存、安全與發展問題正是當代政治最核心的訴求。在這個意義上，簡單地給韋伯扣上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的帽子，並不能夠觸及韋伯真正的問題，而恰恰落入韋伯所批判的非政治的信念倫理的泥沼。誠然，韋伯的學術和政治立場是西方的，也是德國的，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韋伯沒有自己的批判，事實上，韋伯正是馬克思以來對最重要的，也是最深刻的資本主義的批判者。 　　鑒於韋伯關於國家問題的討論一再被嚴重誤讀，我們這裡不妨讀一段韋伯在討論“價值無涉”文稿中關於國家的評價，看一看他是否屬於所謂的“民族主義”或者“國家主義”分子。 　　近幾十年的發展，尤其是我們親眼目睹的史無前例的事件，極大地提高了國家的威望。今天，在所有的社會共同體中，唯有國家才被賦予支配生、死和私有的“合法”權力，國家機構運用這些權力在戰爭時期抵禦外部敵人，在和平和戰爭時期鎮壓內部的反抗。在和平時期，國家是最大的企業主，是公民的最有權勢的保護人，但在戰爭時期又是最無限制地支配它所能夠利用的一切經濟財富的代表。在眾多的領域裡，它的現代化的、合理化的運行形式使許多成就成為可能，毋庸置疑，任何其他方式的社會化合作都不可能以類似的方式取得這些成就，哪怕是僅僅接近這些成就。幾乎不可避免地會由此得出結論：它必然也尤其是對於在“政策”領域中進行的各種評價來說是終極的“價值”，所有社會行為都最終要根據它的存在利益來衡量。[53] 　　但是，韋伯強調，這並不應該導致把存在領域的事實曲解為評價領域的規範。因為從評價領域出發，一方面它希望看到，為了國家作為鎮壓反抗的強制性手段的可利用性，國家的權力以可以想見的最有效的方式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它也否決國家有任何獨特的價值，而是把國家看成是實現全然不同的其他價值的一個純粹技術性的輔助手段，國家只能從這些其他價值來獲得自己的尊嚴，因而也只有當它不試圖放棄自己的這一行為使命的時候才能保有之一尊嚴。”[54] 在這個意義上，國家本身只是手段，它只是實現其他價值的前提。韋伯清醒地看到“國家”在現代世界歷史中扮演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角色，但是他更批判性地指出，國家本身並不是人類的價值目標，國家的價值要通過對其他價值的維護才能證明。必須正視這一點，這才是韋伯對德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以及德國的民族文化所寄予的希望。 　　1911年發生的一個事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韋伯的觀點。在新弗賴堡大學揭幕儀式的晚宴上，副校長對和平主義者的“白日夢”進行了批評，這當場引發了一位將軍的共鳴，他發表了激烈的言論抨擊和平主義者試圖在在政治上閹割民意。《法蘭克福報》披露了這個事情，並發表了不敬的評論。於是弗賴堡大學一些知名教授發布了一個充滿義憤的聯合聲明，譴責報紙削弱了民族和倫理的信念，宣稱：“在和我們的學生共度慶典的場合，以年輕人所必定期待於我們的自豪感和徹底的坦誠來表明愛國主義理想，是大學教師的正當權利和高尚義務。”但是韋伯對此卻不能認同，在他看來在一個毫無嚴重風險的場合談論大學教授的“自豪的坦誠”並不體面，德國不能有意識地冒險進行一場狂熱躁動的歐洲戰爭，他的同行所發布的聲明正是知識視野狹窄的產物： 　　在我看來，這種愛國主義政治，這種今天充斥在所有這些聯合會的正式出版物上的東西，即Gartenlaube（一種大眾家庭周刊）的殘存物一種絕對空洞、空虛、純粹動物性的民族主義必將導致在面對所有重大文化問題時的缺乏原則，從我們在F教授身上察覺並領會的那種民族理想的含義來看，這種情形是無法避免的。 　　他們極度缺乏文化理想，這方面的知識視野非常狹窄，因此他們認為，通過對那位將軍在宴會上的發言報以狂熱喝彩之類的做法，就可以非常便利地償還他們對民族文化欠下的債。在我看來，這樣的發言以及集體聲明，……只能使我們大部分學生的所謂民族情感越來越空洞，加大與我們民族文化所需要的那種充實感的鴻溝。[55] 　　在韋伯看來，學界不應該去迎合和煽動社會流行的觀點，其政治立場應該建立在反思與批判的知識視野上，特別是對於沒有原則的“愛國主義”政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學術為業以及以政治為業，並不是互相衝突的關係，而是存在著相互支持的需要，或者，更準確地說，只有“科學”研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的基石。這是理解韋伯的關鍵，而其中宗教社會學中的猶太先知概念正是其核心。1909年韋伯在一封書信裡這樣說到他對宗教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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