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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家史：饑餓年代個體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2-09-15 11:13:16

楊繼繩：大饑荒餓死三千萬、四千萬還是1700萬說不清，細心搞還是能夠搞清楚的。具體的個案都可以搞清楚的。 　　唐建光：在事隔60年後，實際上楊老師的調查應該是從八十年代開始，八九十年代。其實這三十年來陸續有很多人去做研究，包括我們知道有一位餘希廣的先生，他也做了30年的研究，可能他正在寫一個東西。包括此前有一位記者前南方周末的記者，叫郭伯鬆，他說希望自己去信陽徹底調查，信陽在大饑荒時的一些情況。包括我們看到的吳文光“饑餓計劃”的青年人回鄉的計劃，讓這些青年人拿攝像機、筆回到自己的村子。我知道他有16部片子已經出來了，全是青年人拍的，回到村子做紀錄，剛才這部片子是其中一部。但是他發現很多村民是拒絕回憶。其實我們理解，當時為什麼拒絕回憶？一個是怕給國家丟臉，我們有非常好的公民，但是我們還是缺少一種相應的作風。 　　我們對痛苦的回憶是選擇性地進行遺忘。我們知道再過兩個月，馮小剛的作品《1942》就要上映。我們的記者調查這個河南1942，其實發現一樣的，他們很多人覺得這個事兒過了很多年了，還想它去幹嗎，研究它幹嗎？所以我想丁老師有沒有發現這種選擇性的遺忘？ 【丁東：人類會選擇性遺忘 記憶有風險】 　　丁東：記憶和遺忘是一對矛盾，本來這個人類是區別於動物，他把這個東西記錄下來就成為歷史。為什麼出現這種遺忘的現象？尤其是一種選擇性的遺忘，或者是故意的遮蔽，這裡面肯定是權力在這裡起作用。權力會讓你覺得這個記憶是有風險的，遺忘可能是安全的。這個權力的作用會形成一種導向。我覺得問題的關鍵是不是在這兒。 【第二問：寫家史該如何去寫？】 　　唐建光：現在我想要戰勝權力的制約，一種方法就是所謂的公民形式，每個人來做記憶。像楊老師最早的動機也是從自己的家族史開始，從自己的父親開始。現在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青年人用自己的方式進入到歷史的紀錄和傳播。包括我們剛才講的饑餓計劃，還有一些人希望搞一些藝人村子化，程度一個村子的紀錄者，並且做村子的轉變和歷史研究。我想這些計劃都會打破權力和知識對歷史的壟斷。所以今天這個話題非常有意思，我們說的是中國人的家史，其實我們有一句話，每個人是自己的歷史學家。所以我們今天所倡導的是人人來寫自己的家史，通過個體的家族的回憶構建一個國家的記憶。 　　我們今天在此前討論主題的時候，當時就有一個最早的標題如何寫家史，我想兩位都是歷史學的大家，能不能告訴我們如果寫家史該如何去寫，如怎麼寫有價值，如何找到這個價值點。 　　楊繼繩：當時恐懼，有老太太說不要往回傳，她是一種恐懼。家史也好，親身經歷也好，我們有很多老記者，這個不敢寫，那個不敢寫，這個不准寫，那個不准寫，沒有不准寫的只有不准發表的，現在好只有限制不能發表的，沒有永遠不能發表的。就要寫下來，當然首先是實事求是，真實，歷史的生命就是可信。除了主觀動機以外，還有一個客觀的觀察分析能力一些科學方法。寫家史沒有一個宏觀的知識客觀記錄一個時代。放到大背景更好，通細胞展示一個大背景的下的情況，大的政策，家庭的反應，每個人的心里反應。 　　丁東：我個人的看法，我覺得這些年個人寫家史也好，寫回憶錄也好，現在越來越多，漸漸成為一種風氣，如果現在我們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應該說現在的條件好多了，因為過去寫了之後，如果出版不了，只能壓在抽屜里，只能傳給自己的後代。現在有了互聯網，在互聯上展示出來，就能夠和很多讀者產生互動，而且有可能成為公共的歷史。雖然現在個人寫的回憶錄也好，家史也好，要想在國內出版，當然是有一定的難度。這個裡面我覺得難度是兩個方面，一個是表達的結果和國家的出版規範的要求是不是吻合，如果不吻合呢，可能你的出版就有一定的難度。 　　即使吻合，現在的出版社都是企業，還要看你這個書有沒有市場，如果你這個書沒有市場，那麼就不一定接這本書，即使接但是你自己得貼錢，如果你進入不了市場，還得把這些書拉回去。隨著技術的進步，現在有了數碼印刷，有了這個數碼印刷現在很多人寫個人的家史，個人的回憶錄，可以小批量印刷，100本、50本贈送親友，也不需要通過出版社。這樣的印刷品也是越來越多。所以我覺得有了網絡，有了數碼印刷。現在個人寫家史、搞口述體應該是比前些年好多了，主要是大家做不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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