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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市場與政府糾葛史

http://www.CRNTT.com   2013-04-05 10:39:09

凱恩斯主義有頑強的生命力，但是他們最終還是“迷失了道路”。實際上，這一理論在戰後就逐漸暴露出其缺陷。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因陷入越南戰爭而難以通過增稅來獲得財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債來支付軍費。凱恩斯主義者的預期是，這些預算赤字將首先推動充分就業，然後引發通貨膨脹。然而事實卻是，赤字預算政策並沒有推動失業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價水平。1975年，美國的失業率達到9%，而通脹率則高達13%。這就是著名的“滯脹”的發生，這種高通脹與高失業率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與凱恩斯理論相矛盾。至少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式的財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敗的方式與大蕭條時期的經驗數據是一致的。這是20世紀80年代古典經濟學全面回歸、由美國引領的全球性大減稅運動興起的主要原因。   　　大蕭條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企業不能生產出足夠的產品來維持社會充分就業水平，失業者則失去購買商品的能力。凱恩斯認為，總需求主要取決於人們的收入水平，但學者通過對20世紀50年代消費行為的研究，發現這一假設是不對的。事實上，人們是根據自己擁有的財富水平來決定應該花多少錢來購買商品和服務的。   　　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們證明了這個道理：收入的暫時性波動對消費只有次要的影響，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財富。財富才是決定商品和就業數量的關鍵因素。當財富數值下降並較為長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時候，居民就很可能削減自己的消費，於是商品和服務的總需求也就下降了。這個判斷對於判斷一項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有著重要影響。2008年以後，凱恩斯的“幽靈”又一次在世界許多國家包括美國的上空徘徊，許多經濟學家仍然相信恢復充分就業最有效的解決方案仍然是積極的財政政策。這種觀點引導著各國的各級政府一次次地大量舉債，它所帶來的高額成本，換來的只是一時的增長，卻使得我們的子孫後代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或者說，相當於後世的稅收都被我們這一代人“預征”了。   　　四   　　話說回來，凱恩斯主義有問題，並不是說古典經濟學就十全十美。當離我們最近的這次金融危機降臨的時候，古典經濟學家對危機形成的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無助和無力。   　　麥凱恩在2008年總統大選時說“經濟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奧巴馬抓住並受到其激烈抨擊。麥凱恩所依據的，正是古典經濟學的定義。然而他的話音未落，從這一年的秋天開始，經濟就開始以令人擔憂的速度下滑，並大量流失工作崗位，大批工人失業。實際上，在戰後60多年的時間里，美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有越來越強的趨勢，但戰後出現的十次經濟衰退都沒有超過最早的那次大蕭條，大多數衰退持續時間都沒有超過一年。如一些美國經濟學家所指出的，二次大戰後，經濟波動的程度比戰前小了將近4倍，可見，幾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萬投資者之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過分相信市場自我修復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這兩者共同構成了古典經濟學派面對經濟領域新問題時所暴露出的缺陷。   　　儘管如此，在自由市場經濟和政府干預經濟這兩者中，我們最好還是選擇支持前者。因為無論何時何地以何種理由，經濟自由都比經濟被干預要珍貴得多。政治權力不能高於個體自由，以平等的名義也不行。有經濟自由才會有政治自由，經濟自由可保證人們之間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強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權力的領域便罕見地被市場所擠壓，而變得相對狹小。其次，自由市場有把權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現某種政治集權，也容易將其“解構”而難以在人間興風作浪。值得慶幸的是，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仍然是挽救人類的強有力的手，其力量還可以抵禦來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見的手”對市場和社會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帶來的惡果，只要我們堅持市場經濟“100年不動搖”，就能夠品嘗市場經濟之樹結下的豐碩果實。於是，100年以後更沒有動搖的理由。   　　經驗表明，如果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都集中在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手中，則必然導致專制和暴政。一個一權獨大為所欲為的政府，遲早會毀掉自由市場機制所帶來的繁榮，葬送人類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婦說，“這一天的到來，也許比我們許多人所預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國這樣的轉型國家，人們也遲早會明白一個有關經濟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碼的道理：一個被權力過度管制的社會蘊藏著怎樣的危險。多少個世紀以來，對於人類最大的威脅並不是通常想象的戰爭和自然災害，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人們總是受其所害，卻總是不能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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