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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義滅親”式告密不僅僅是文革之痛

http://www.CRNTT.com   2013-08-10 10:52:50  


雲夢秦簡。秦雖鼓勵告密,但仍有“子告父母,勿聽”之規定。
 
  階級鬥爭新思維下,血緣感情須服從於階級感情,大義滅親式告密遂層出不窮

  但在文革中,“大義滅親”事跡——子女檢舉父母,妻子檢舉丈夫,哥哥檢舉弟弟者層出不窮,紅衛兵告密“弑母”這類案例,亦非鮮見,“親親相隱”的底線已全線崩潰。何以會如此?階級鬥爭新思維是個中關鍵。如1943年延安整風期間,陳伯達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人性•黨性•個性》一文,認為“任何種人性並不是先天帶來的東西,而是某一種社會生產關係的產物。所以,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問題就是階級性的問題”;再如1957年,針對社會上“不近人情”、“六親不認”的批評,《學習》雜誌刊文指出:“‘人情’是階級意識形態的表現,‘六親’也各有自己的階級地位,都是有階級性的。問題在於‘近’什麼人的‘情’,‘認’什麼人的‘親’。其中有一個顯明的界限,這就是階級立場。”文章公開支持以“階級立場”為標準“大義滅親”:

  “當一個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幹部檢舉自己親屬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與自己的反動階級家庭從政治上、思想上劃清界限時,右派分子認為這是‘大逆不道’、‘六親不認’。這又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好公民、好幹部為了社會主義事業這樣做是完全正確的。否則,就要成為反革命分子或反動階級的俘虜。”

  1958年第22期的《中國青年》雜誌還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對巴金小說《家》的批評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評巴金的小說“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文章說:

  “(小說中的)高老太爺是這個黑暗王國的國王,所謂‘一家之主’。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動人物,殘酷毒辣,死硬地維護封建道德,殺人不見血。……到他臨死的時候,作者不是用充滿仇恨的筆調去引導讀者無情地憎恨這條毒蛇的死亡,卻用十分哀痛的筆調叫覺慧、覺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個被有些人目為‘英雄’的覺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慘的聲音叫著爺爺’,好象過去做了多少對不起祖父的事,現在在這最後的—刹那加以挽回,要請他‘原諒’。這不是向地主階級妥協,為地主階級減輕罪惡,把血緣的感情放在階級感情之上,又是什麼呢?而那位高老太爺竟也的確‘原諒’了他們,小說中把他的臨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寫得那樣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動了,瘦臉上的筋肉弛緩地動著,他好象要做一個笑容,可是兩三滴眼淚開始落下來。他伸手在覺慧頭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開,然後低聲說:‘……你回來了……馮家的親事不提了……你們要好好讀書……唉!’一聲長嘆,表現了高老太爺內心的懺悔,他在為覺民的婚事而難過。讀者看到這裡,不是會對他引起一種默然的同情和憐惜,覺得他‘也是為了兒孫好’嗎?而這種和地主階級妥協的感情,會嚴重地削弱青年‘大義滅親’的鬥爭性。”(《論巴金小說<家>在歷史上的積極作用和它的消極作用——並談怎樣認識覺慧這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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