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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冀豫:為何左右兩派都罵宋彬彬

http://www.CRNTT.com   2014-03-16 10:43:40  


2014年1月12日,公開道歉後的宋彬彬(右二)與同學們聊天、合影。北師大實驗中學90年校慶時,宋彬彬被評為“知名校友”,她的“八一八”照,也被放大了竪在校園裡。這次校慶撕裂了許多東西,宋彬彬所在的1966屆高三3班的校友錄博客不斷被訪客攻擊,他們聚會時端著紅葡萄酒慶祝的照片,被說成“喝著校長的血”。 (韓萌/圖)
 
“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宋彬彬到底有沒有打人?”

  第一個在官方層面提出這個問題的,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調查組。1980年代,在美國留學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國,就讀於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就在這期間,有中國留學生舉報她:“宋要武”怎麼來上學了?她是個殺人狂!中國大使館很緊張,要求中組部調查。

  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沒有看見。

  說這句話的人,是時任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教導主任的王本中。

  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總是給人溫文爾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歲。他在這所學校工作了40年,甚至“實驗中學”這個名字也是他的創意。當年,他是名年輕的數學教師。“八五”那天,他戰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會上,他發言:“那是女附中的校恥。”

  有了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的證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學業,1989年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的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地球化學女博士。她很感激學校。

  她又一個沒想到:多年後,“宋要武”與“校長之死”再次進入公眾視線,攪動民間塵封的“文革”傷痛,實驗中學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實驗中學的一個避諱話題。她死後幾十年,學校再沒人提起卞仲耘這個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寫了一篇相關文章,《女性的野蠻》。文中還原了那場揪鬥的發起過程:“……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裡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從此也與宋彬彬的名字連在了一起。

  時為高一3班學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連跳兩級,在班裡年紀最小,給人以羞澀、很少說話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國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後赴美留學,成為芝加哥大學中文教師。幾十年間,她回國做了大量有關“文革”受難者的採訪工作,成為有影響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間稱為“有良知的歷史義工”。由於她的文章,“八五”才進入公眾視野。

  當年目睹校長被自己教出來的女學生毆打、侮辱乃至死亡過程的女生們,也都開始撰寫回憶文章。連羅瑞卿的女兒羅點點在其所著的《紅色家族檔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響最大的還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幾篇文章外,她記錄659名“文革”死難者故事的專著《文革受難者》於2004年出版,對卞仲耘之死的描寫有兩萬餘字。

  然而,她關於此事的文章,逐漸引來了海內外“文革”研究者越來越大的爭議。有人指責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實。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對宋彬彬使用的稱呼是“紅衛兵負責人”。實際上,在卞仲耘之死的當天,北師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紅衛兵”,都是一個問題。類似的問題還有一連串。

“‘宋要武’害了宋彬彬”

  第一個提出這些問題的人,也是當年的女附中學生——在串聯中發現“宋要武打死了六七個人”傳單的葉維麗。

  “文革”後,葉維麗也赴美留學,做到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的終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隨她一起漂洋過海,不時出現在她的噩夢中。

  2002年,她回國休假,開始調查“八五”。她先走訪了幾個同學,又參加了北師大實驗中學的85周年校慶。她發現學校做了一份宣傳材料,《女附中歷史大事記》從1917年到2002年,這份材料有兩段空白。

  抗戰時期是八年空白——實際上那八年,學校在日偽統治下並未停課;“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學校的校名由“附屬女子中學”改為“附屬實驗中學”。

  不過,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國家領導人的照片。他們的女兒畢業於此。

  一雙親切的大眼睛,一頭幹練的短髮自然向後盤起,白淨圓潤的鵝蛋臉掛著笑容。卞仲耘的容貌還跟葉維麗記憶中一樣,永遠停留在幾十年前。她和歷屆校長的照片擺在操場上。葉維麗在照片前站了15分鐘。沒有一個人有興趣問過,幾十年前,這位校長被自己親手教出來的學生打死在校園裡。

  不久,葉維麗就找到劉進採訪。劉進發現,自己對當年好多事情都記不清了。這種刺激讓她啟動了自己的調查。

  對校長之死,劉進也是刻骨銘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種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和打砸搶分子)時,劉進曾被有關部門調查過。她說:校長被打死,我是學生代表會主席,我有責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這位當年的政治明星為“理想主義”付出了巨大代價。在內蒙古插隊時她直言不諱,就此喪失了像宋彬彬一樣上大學的機會;回北京後她曾在中組部工作,當著部長和眾人的面大聲提意見,把局長急得直冒汗。最後她主動離開,做了一名出版社編輯直到退休。

  葉維麗去拜訪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歲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員王晶垚。發現他手中有些手寫的“八五”相關材料和法律文書,字跡已經難以辨認。怎樣把這批材料搶救出來?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畢業生於羚。

  “我不能忘,不會忘,我也不敢忘。”於羚這樣形容自己記憶中的“八五”。那一天,她親眼看到了瀕臨死亡的校長。“我義無反顧。”於是,她每天坐公交車穿越半個北京,去王晶垚家幫忙整理材料。她從頭學習電腦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時間,終於全部整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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