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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台灣當前政治困境與身份迷思 | |
http://www.CRNTT.com 2017-12-19 00:07:04 |
廖正豪先生認為“鎖島政策,一時之間或可讓民眾陷於激情,使當權者穩固權位,‘閉起門來做皇帝’,然而這種做法,將使台灣快速萎縮,最終在國際上銷聲匿跡。” 其實,在此一客觀現實背後潛藏著的便是台灣當局由“反攻大陸”到“自保”,再由“自保”到“台獨”的心理轉變過程。在我看來,這樣的轉變過程,其肇因主要有二: 1、日據時代的烙印留存 不可否認的是,日本實際統治台灣時間並不長(1895~1945),然而僅僅50年的時間就讓台灣人日化教育深入骨髓,迄今難滅的原因卻不可一味指責台民忘本。 從文化的層面來看,中華三千年文明史中亦曾有數次舉國淪陷,神州陸沉,然而中華文明傳承卻薪火相傳,從未斷絕的關鍵在於在近代之前中華文明始終能夠保持著自身的先進性,從而使入主中原的歷代異族政權最終被同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匈奴西遁、突厥北逃、契丹泯滅、女真同化皆概莫如是。然而甲午戰敗、被逼割台,卻全然不同於蒙元南下、滿清入關;彼時中華正如李鴻章所說正處於“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日人入台非但挾著武力上的壓制,更嚴重的是其背後迥異於“中華文明”的西方“現代文明”。李登輝即曾在其書中直言“是日本讓台灣完成近代化。因為日本的統治,台灣得以從傳統農業社會蛻變為近代社會”,且認為正是“日本在台灣引進公眾教育後,台灣人……逐漸擺脫儒教的束縛”,也因此為“現在,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台灣是‘世界上最親日的地方’。非但是經歷過日本統治所謂的日文世代,就連年輕一輩也有很多是親日派”這個說法而沾沾自喜。所以必須承認,50年的日據時期對於台灣不僅是歷史層面的分離,更是文化層面的割裂與同化。這對台灣影響深遠,甚至在光復之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從歷史的層面來看,台灣本島最早被我中原政權納入直接管轄是在清代。然而由於滿清統治者是從明鄭手中直接接收台灣並納入福建省轄,其最大目的是出於避免台灣再次成為反清基地及隔離荷蘭人勢力的意願。施琅在上書清帝的奏摺中曾警告若輕棄台灣,則“內地之逃軍閃民,急則走險,糾黨為祟,造船製器,剽掠濱海”,並建議“是守台灣則所以固澎湖。台灣、澎湖,一守兼之”。②加之當時台灣偏處海外、人煙稀少,清政府對於台灣的開發意願較低,各級派遣官員也多將赴台任職視為險途,不願久留。故而在200餘年的清治時期,台灣一定程度上只是一個閩、粵兩地漢民自發的墾拓地而已。亦因此,台灣一直未在文教方面有過長足進展(清代僅有進士32名③),反而是民俗、宗教、戲劇歌曲等民間風俗通過信仰、戲曲而口口相傳,並繼而發展成富有台民自身特色的地方文化。就如台灣作家鄭鴻生回憶祖母時曾寫道的那樣“我那不識字的祖母。她終其一生都是傳統打扮,不太受現代化影響。她的安身立命來自傳統社會關係與地方民俗戲曲,由此來確定她的身份與認同。與她一樣不識字或識字不多的大半勞動人民,也都是以此來安身立命,傳統的說書、歌仔戲、布袋戲、民俗信仰等是他們豐富的精神泉源”。④ 及至台灣被清政府在1895年割讓於日本,台民之上層人士,富者內渡,士子返籍,一時之間台灣本便稀薄的文教土壤幾近一空。故而日人抵台並正式展開統治之時,台灣的文教土壤等幾乎是一片空白,加之日人在抵台初期對台民的抵抗運動手段強硬(例如1898年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制定匪徒刑罰令,將彼認為靠不住的台民皆以土匪論處,成群屠殺),強烈的震懾作用使得台民不再敢於武裝反抗,使得日化統治更趨順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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