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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新冠疫情下的中日關係

http://www.CRNTT.com   2020-04-20 00:05:17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討論國家形象問題很多時候與建構主義、身份認同等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對日本的身份定位，長期以來就存在著兩種大的意見，一種是屬於聯合國五常一樣的大國。在一些西方現實主義學者的統計分類中，冷戰結束以來至2010年的日本屬於大國序列，和英國、法國、俄羅斯、美國、中國等5國一樣。〔39〕另一種則將日本界定為中等強國（middle power）一員，比如批判主義理論家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早在1989年就提出日本屬於中等強國陣營，其地位和加拿大、澳大利亞一樣。〔40〕如果考慮到當時絕大多數學者都在分析日本如何做一個“政治大國”和日美共治，考克斯的這個觀點的確是令人驚訝的。儘管“中等強國”與“超級大國”這兩個術語都出現於20世紀40年代，前者的發明者是加拿大學者，後者則由美國學者構造，但迄今為止學術界關於“中等強國”的定義沒有達成一致，20世紀90年代初的分析表明，諸如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都可以算作是中等強國，《大英百科全書》直到2015年10月才有“中等強國”的單獨條目。目前的一個共識是，衡量標準從物質性力量轉化為外交政策能力和角色扮演能力。〔41〕從發展趨勢看，雖然安倍政府還在強調日本扮演領導性角色，特別是在高技術領域，但日本學者越來越多地使用“中等強國”概念分析日本的外交政策。〔42〕需要注意的是，兩者的交集在於外交政策能力，而不是物質性力量，或者說更注重物質性力量的轉化能力。 　　在中國的外交話語體系中，早期也曾反復在大國和周邊國家來回定位日本。例如，2011年11月底，時任外交部長楊潔篪在一次講話中，曾把中日關係歸結入“促進與主要大國關係穩定發展”的部分。〔43〕十八大之後，中國外交部在講述大國關係部分時，基本衹有俄羅斯、美國和歐洲，日本的位置不夠清晰。一方面，習近平主席在2013年10月下旬召開的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中指出，“無論從地理方位、自然環境還是相互關係看，周邊對我國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44〕就此而言，日本毫無疑問是周邊國家範疇。另一方面，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中，“一帶一路”也被放置在周邊外交板塊。而當時中日關係並沒有轉圜，日本並不被納入“一帶一路”範疇，因而也可以說又不屬於周邊國家。2013年底，國務委員楊潔篪在一次講話中描述大國關係時，已經不納入日本，但首次將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作為一個影響因素納入其中。〔45〕 　　由此可以推斷，中國領導人在分析大國關係時，側重於國際格局、國際力量對比，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對大國的研判標準也在變化，至少在綜合實力地位上與自身的體量相當，不一定是一個國家，一個集團也可以。自2012年底提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之後起，中日經濟力量對比不斷往中國偏移，日本似乎無這種讓國際格局失衡的能力。日本學者也開始用“大國”來描述，並且對中國的外交行為進行價值判斷。〔46〕而有印度學者則嘗試建議，在美國逐漸喪失對地區安全的主導權以及中國日漸崛起之後，日本和印度都應擺脫“中等強國”身份，爭取自己的利益。〔47〕鑒於“中等強國”概念的模糊性和多樣性，如果日本能夠進一步做一個全球性中等強國，在外交領域發揮積極作用，也是不錯的選擇。在中國的外交佈局中，大國、周邊、發展中和多邊是四個支柱。如果換一種方式表述，作為周邊板塊中的日本和印度，當然也可以有多個身份，比如“全球性中等強國”。 　　結論 　　新冠疫情已演變為全球性流行病，對受災國政治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十分深遠，自然也將進一步改變國家間力量對比和相互依賴關係的模式。在抗擊疫情過程中，中國政府的表現可圈可點，表現出制度優勢和領導力，將社會利益和國際利益融入國家利益之中，不僅為全球公共衛生治理樹立了標杆，而且增強了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身份認同。 　　東亞的歷史和智慧告訴我們，一次重大的危機往往也蘊藏著重大的機遇。在新冠疫情還在蔓延的情形下，除了要扎實做好國內的工作，也要審時度勢，積極謀劃外交戰略。對於中日關係而言，物質性力量的天平已經傾斜，但是在身份認同、觀念建構和規則塑造方面仍大有可為，雙方應互相學習，共同應對各類危機，共建亞太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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