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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美國介入台“大選”的歷史與規律

http://www.CRNTT.com   2021-10-05 00:05:40

第四，美國介入台灣“大選”的一個重要策略是不反對具有明顯優勢者。1996年、2008年、2016年和2020年的台灣“大選”，都是強弱對比較為明顯的案例。1996年時美方用武力為強勢的李登輝“護航”，2008年時美方明顯傾向選情較強的馬英九，2016年和2020年時美方表面上“保持中立”，並沒有對選情明顯較強的蔡英文施加壓力。美方這種“順勢而為”的實用主義策略，有助於未來它與勝出的執政者打交道。因此，祇有當選情處於膠著狀態、主要競爭方勢均力敵時，美國的介入才會顯得極為重要，如2000年時雖然宋楚瑜的優勢強一些，但並非壓倒性優勢，美方對“興票案”保持沉默、最後又表態“不反對”陳水扁當選，很快就扭轉了選情。2012年“大選”時馬英九和蔡英文的選情曾出現“死亡交叉”，美方對馬英九的支持和對蔡英文的不信任，最終成為馬英九成功連任的重要外力之一。 　　2004年“大選”則是一個特例，當時選情也是膠著狀態，連宋陣營雖有優勢但並非絕對優勢。美方基於中美戰略合作考量，選前曾多次表達對陳水扁的不滿。陳水扁在“3·19”槍擊案爭議中以微弱優勢當選後，美方又快速介入進行補救。因為美方知道，如果強行翻盤，將使島內政局失控，不符合美方利益。 　　四、結語 　　在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美國既是重要的推動力量，也是一個約束力量。自1950年代起美國從未放棄將台灣改造為西方式民主政體的目標。“民主台灣的出現是過去幾十年裡美國實力與影響力持續作用的結果”。⑳然而，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中美關係的結構性矛盾，美方顯然不願看到台灣民主政治完全自由放任地發展，而更必須對之施加某種形式的約束。美國對歷次台灣“大選”的各種介入，正是這種約束的一種體現。我們也知道，台灣社會裡濃厚的親美氛圍是美國能夠對台灣“大選”、乃至其他事務施加影響的根本原因。但美國畢竟祇是台灣政治發展的外部力量，作為一個擁有2300多萬人口的社會共同體，台灣地區的政治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由其內在邏輯決定的，外因祇能通過內因起作用。而且，從地理、歷史、文化等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本應具有比美國更強大、更有效的影響台灣政治發展的能力。大陸方面如果繼續堅持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那麼就必須通過自身的全面發展進步來增強這種影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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