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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智庫:古絲綢之路經驗對一帶一路的啓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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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人的主導性作用 胡人是中國“古代中原漢民族對北方和西方異族的通稱”。胡人的稱謂在中國不同時期的指代對象各有不同。秦漢時期的“胡”通常特指匈奴一族,“到了東漢至魏晉南北朝時期,胡人的概念逐漸發生了一些變化,胡人包括了匈奴系統和西域白種人兩個層次” 。隋唐時期又逐漸縮小到粟特人。〔6〕本文所說的胡人表示通稱意味,特別強調在古代絲綢之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粟特人。 “絲綢之路”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1877年在對中國多年的實地考察後提出的概念,他在1882年的《中國》第二卷中進行了相應論述。海內外學者對古代絲綢之路的研究也多認同中國在絲綢之路發展歷程中的核心地位。但在實際的商貿活動中,中原漢族並不是絲綢之路上的絕對主角,胡人則占據了多數。以至於國與國之間的商貿活動在當時被稱為“興胡”或“商胡”。〔7〕 胡商中最為知名的群體是粟特人。粟特是一個中亞古國和民族,主要分布在今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在今撒馬爾罕附近。粟特土地肥沃,地處歐亞交通樞紐,使得其商業繁榮。早在張騫到訪此地時就說此地人巧於商業。〔8〕粟特人在古代絲綢之路商貿中的統治地位在這個案例中可見一斑:敦煌藏經洞中有一組於闐語文書詳細記載了一次進貢之旅,沿途的買賣雙方加起來一共48人,其中粟特人有41人。〔9〕 胡人的民族構成複雜。由於絲綢之路上的國家多樣,政權更迭頻仍,必然需要熟悉各地情況的各民族人氏參與到商貿之中。在缺乏國際規制的古代,以經貿而非軍事為目的的商隊便必須與途經各國的當局交好,使得農耕民族、游牧民族都參與到了絲綢之路的商貿之中。粟特人雖然是商貿聚落中的主力,但他們在進行貿易時則仍然要組建多民族的商隊。有學者分析認為僅在史君墓商隊中就同時存在粟特人、嚈噠人、波斯人、突厥人、大食人。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興替的民族會繼承性地發展絲路上的貿易,“如匈奴、月氏、烏孫、粟特、鮮卑、嚈噠、突厥、回鶻等北方游牧民族,他們都曾先後參與了絲路貿易, 在絲綢之路貿易中發揮過積極的作用。”〔10〕 胡人除了在商貿中占據主導作用,還對中西間文化交流傳播做出了傑出貢獻。絲綢之路上的商隊常常有僧侶同行。商人需要僧侶在苦難的商路上提供精神慰藉,僧侶需要商人的物質支持。在此背景下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宗教都從中獲益廣泛傳播。〔11〕粟特人的語言文字也影響深遠,回鶻文是由粟特字派生而來,其變型進一步成為蒙文字體和滿文字體的基礎。粟特字和回鶻字常被用於書寫古突厥語。〔12〕盛唐時期古代絲綢之路繁榮達到鼎盛,大量胡人聚居於中國西北尤其是長安。以商貿興盛的胡人多聚居於長安東、西市,此外也環繞祆祠呈輻射分布。其數量可占長安上百萬人口中的2%。〔13〕聚居的胡人既使得長安胡風日盛,同時胡人也在不斷漢化,且速度較之河西走廊、新疆等地的胡人漢化速度更快。〔14〕隋唐時期的胡人不僅在民間如魚得水,還在中國出將入仕,進入了禁軍和宮廷系統。〔15〕可見胡人沿絲綢之路對中國影響之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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