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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廢弃了“希望小學”？

http://www.CRNTT.com   2009-01-04 09:33:26

1999年，長陽土家族自治縣“舉全縣之力”，終于通過了湖北省政府“普九”評估驗收。  　　2000年，湖北省宣布全省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工作全部檢查驗收。也是在這一年，教育部宣布如期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任務，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  　　中國從1986年提出“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到基本實現目標，僅僅用了15年的時間。  　　相關資料表明，“普九”達標之後的2000年，長陽共有中小學校500餘所，湖北省共有農村中小學校近3萬所，而全國的數據是全國中小學校有55.79萬所。  　　“普九”後遺症  　　長陽縣教育局副書記田明岳提供的材料顯示，在1997～1998年通過募集捐款的基礎上，按照每所5萬元的標準對村級教學點的危舊校舍進行了改造，共援建微型“希望小學”30所，另由群衆自籌資金興建或接受個人少量捐資興建，幷尊重投資人意願自行冠名“希望小學”的村級小學（教學點）28所。  　　此時，正是長陽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達標驗收的“衝刺階段”。希望小學就是在那時候爆發的，大鵬希望小學就屬于這一類個人捐資興建的“希望小學”。  　　當時教育體制改革，已經把農村義務教育的管理權等下放到鄉鎮一級，而各級黨政一把手都簽訂了普及九年義務教育責任合同書，作爲“兩基”工作的第一責任人。“作爲教育管理部門的教育局只有宏觀指導的職能，鄉鎮政府擁有完全的自主權，建校的决定權在鄉鎮”。  　　長陽教育局稱，分級辦學體制導致宏觀調控難，對幾村合辦小學難以形成共識，以致“極少數學校未建就形成浪費”。有媒體報道稱，“湖北一堂皇氣派的小學自建成之日，從未使用過一天，竟變成了養鶏場”。  　　田明岳對本刊記者說，爲了“普九”考核達標，鄉鎮政府和村級組織大量募資資金，互相攀比，甚至不惜舉債建校，幾乎每一個村都建起了漂亮的學校。  　　此間，由工程隊墊資、銀行貸款建起來的學校，由于長期無法償還欠款，一些鄉鎮學校開學時，被包工頭封堵校門的事件時有發生。  　　義務教育的重擔由鄉鎮和縣級政府承擔後，弱小的基層財政無法承擔龐大的教育支出，在中國鄉村出現了“大量代課教師和拖欠教師工資現象”。據統計數據，2000年時全國拖欠教師工資曾達到180億元。  　　政府向農民徵收教育費用也成爲常態。自1995年起，基層教育“收費風”開始愈演愈烈。  　　2001年，農村義務教育再次轉向，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爲主”的教育管理體制，實現了農村義務教育由“以民爲主”到“以政府爲主”的轉變。  　　此時，國家注意到基層的收費亂現象，爲减輕農民負擔，逐步推行農村稅費改革。2002年，湖北省全面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各種收費被制止，農村義務教育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普九”過後，債務遍地。來自長陽縣政府的數據顯示，該縣爲“普九”共欠債2285.26萬元，至今還有1780萬元沒有償還。  　　“長陽現象”只是全國的一個縮影。華中師大博導範先佐在接受采訪時說，當年“普九”留下沉重的債務，全國有近600億元。  　　鄉村學校大撤幷  　　“‘普九’過後，人口高峰退去，鄉村學校的生源急劇减少，是撤幷學校的主要原因”  　　除了沉重的債務，“普九”還爲中國鄉村留下了數以萬計的中小學校舍。  　　稅費改革後取消了教育集資和教育費附加，資金投入出現“空檔”，導致農村義務教育投入普遍减少，“政府希望通過農村中小學布局調整集中辦學，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减輕財政壓力”。  　　此外，2000年始，爲鞏固稅費改革成果，减輕農民負擔，提高鄉鎮政府行政效率，精簡機構和人員，中國鄉村先後進行了鄉鎮合幷、合村幷組。“這又爲鄉鎮政府借機撤幷鄉村學校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除了財政壓力外，田明岳認爲，“‘普九’過後，人口高峰退去，很多鄉村學校的生源急劇减少，是撤幷學校的主要原因”。  　　田明岳提供的數據顯示，長陽縣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由1998年的79141人下降至2008年的42799人，10年間銳减36342人。  　　90年代後期，中國鄉村人口大量自由遷徙，農民工子女進城就讀等多種原因也導致農村生源嚴重不足，偏遠學校規模銳减，質量和效益難以保證，適時撤幷成爲客觀要求。田明岳說，10年間家長的教育觀念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政府要我讀”轉變爲“我要讀書”、“我要讀好書”。  　　劉泰山，一位有著25年校長經歷、35年教齡的老教育工作者，現爲鴨子口鄉劉坪佳盈希望小學的黨委書記。他經歷了當地鄉村小學的變遷。劉認爲，鄉村小學的撤幷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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