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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藝謀電影中的游民意識

http://www.CRNTT.com   2009-02-08 06:39:00

2002年，張藝謀拍出新片《英雄》，這部關於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爭議。   　　“反政府”肯定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張藝謀有理由進行反駁。縱觀他此前任何一部影片，都找不出任何“反政府”的蛛絲馬跡。比較起來，含有殺氣的只有《紅高粱》，但是殺掉的是本來不該在這個位置上的李大頭；而抱著自制炸彈衝向日本鬼子，與政府一貫提倡的精神並無任何衝突。繼而在《菊豆》當中，唯唯諾諾的楊天青對於族中長老們所作出的決定，不管多麼不合理，只有點頭稱是。如果說在最早兩部影片中，仍然存在著與權威的某種緊張關係，但是越到後來，這種緊張關係越淡，乃至漸漸消除。《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的最高權威老爺子很少露面，從他發出的聲音和指令來判斷，他只是一個和顔悅色的人，不管是對待不同的太太還是僕人，從來也不曾表露一點凶惡殘暴，鬧騰的只是幾位爭風吃醋的太太，他本人身處局外，並不是這一切不幸的根源。在《秋菊》和《一個也不能少》中，與更高權威的關係，已經成了“和諧社會”中領導與群眾的關係，矛盾的起點和框架是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只要找到更高級別的領導，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 　　《活著》當中的縣委書記雖然開車無意壓死了福貴的兒子，但是影片正是要避開這位書記的責任以及所謂“歷史”的責任，避免弄成一種“控訴”型的。其他如《有話好好說》中，葛優扮演的警察更像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嘮嘮叨叨地叮囑關押七天被釋放的人，不要再重複這條道路。及至《我的父親母親》與《幸福時光》，與現實的緊張關係已經全部撤除，尤其是在影像方面，它們已經做到了與主旋律電影不分軒轅的地步，這兩部影片在國內的票房與口碑的業績都十分平平，觀眾對此感到十分失望。看來，經過許多年的歷練和調整之後，張藝謀電影要“修成正果”了。2002年，張藝謀拍出新片《英雄》。這部關於秦始皇的影片引起激烈爭議，在國內，它贏得了中國最高電影獎項——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以及最佳合拍獎、最佳錄音獎、最佳美術獎，但是在媒體上和網絡上所遇到的批評也是空前的。 　　《英雄》的主要人物無名這樣出場介紹自己：“我。自幼便為孤兒，也沒有名字，人稱‘無名’。人若無名，則可專心練劍。”又是一個在身份問題上遭遇巨大麻煩的人！ 　　而這樣的“麻煩”同樣又給當事人提供了常人所不可比擬的自由空間：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創下一般人不能難以想象的業績，天馬行空，獨來獨往，完全不受世俗社會的限制。因此，當他只身來到戒備森嚴的秦王宮，聲稱自己已經打敗了擾亂秦王好夢的三名著名的刺客（長空、殘劍、飛雪），這倒令人可以接受。整個影片主要是建立在他與秦王面對面的陳述之上，他在殿上講述了。　 　　（作者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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