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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重回亞洲？

http://www.CRNTT.com   2009-02-13 07:23:35

考察亞洲的歷史變遷可發現，除了從戰前到戰時日本的“大亞洲主義”、“大東亞共榮圈”等旨在謀求地區霸權的個別國家的國家戰略外，圍繞“東亞合作”的表面化議論其實是近年來的事情。戰前，有“太平洋國際學會”（IPR）曾把“太平洋”作爲一個地理範圍突顯出來；戰後，1970年代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環太平洋聯盟”構想，1989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誕生時則有“亞洲與太平洋”的概念……但這些都不是政治上的東亞概念。直到1997年，作爲亞歐會議（ASEM）組織的延伸，産生了被稱爲“東盟10+3”的框架，作爲超越地理的地緣政治概念的“東亞”的提法才日漸頻密，幷于東亞峰會誕生後開始定型化。 　　“東盟10+3”機制的出現極大地拓寬了東亞地區合作的視野，對該地區的一體化進程是决定性的一步。1999年，“10+3”首腦會議發表的《關于東亞地區合作的共同聲明》，在原有東盟框架所涉及的貿易、投資的基礎上，加上了貨幣、金融的砝碼，進而又把合作範圍擴大到社會、人才培養、科技開發、文化等領域，安全保障等課題也被納入政治協商議程。 　　東亞區域合作短時期內獲得如此長足的發展，直接的契機是1997年的金融危機。爲避免金融危機蔓延、升級爲經濟危機，東盟國家痛感東亞區域合作之緊迫與必要性，决定邀請中日韓三國首腦參加于是年冬天舉行的東盟首腦峰會，此乃後來被制度化的“10+3”框架的雛形。與從部長級實務會談出發，後發展到首腦峰會的APEC等框架不同的是，“10+3”是從上到下，先有首腦峰會，後有實務會談。目前，在經濟、財政、勞動、農業等領域，均以定期召開的各種級別的高級會談的形式，務實地推動著合作的發展。而在諸如應對能源、環境、疫病等國際社會共通的新型課題方面，相關檢討也已超越了務虛階段，向縱深推進。 　　某種意義上說，“東盟10+3”曾經引領東亞區域一體化的走向，幷將構成未來東亞共同體的內核。一個數據是，這13國相互間的貿易量，2003年便已達它們對外貿易總額的53.3%，超過北美自由貿易圈（NAFTA）的45%，接近歐盟60%的水平；而就貨幣、金融領域而言，“10+3”框架也有各國在緊急情况下融通外匯儲備的《清邁協定》等防火墻，甚至有創設“亞洲通貨基金”（亞元）的構想。這些都爲東亞一體化進程，作出了幷且還將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遺憾的是，東盟多國近年來陷入“民主僵持”，以至于連正常的峰會都無法按期舉行，而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不想中國在“10+3”機制中坐大的國家却希望擴充“10+3”爲“10+6”，幷于2005年底在吉隆坡舉行了首届東亞峰會，從而間接架空了“10+3”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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