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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道德水平一百年才能趕上歐洲?

http://www.CRNTT.com   2010-01-22 11:37:53  


 
  如果抬頭看看世界,就可以發現,全世界的人,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是南方還是北方,都曾經對社會道德做過艱苦的探索和研究,有他們自己的招數,有些招數比我們的更加有效,那裡的人並沒有舉著燈籠火把走路。

  我最近讀到一篇文章,很受啟發。它比較了中西方不同的思路,不同的解決辦法。我國傳統文化宣傳孔融讓梨,表揚他把最好的給祖父母,次一等的給父母,再次一等的給兄弟姐妹,最差的留給自己。這種教育的特點是強調自覺。古羅馬人不是這樣。古羅馬軍隊中曾出現過嚴重不公平現象,面包由長官分發,他把最大的留給自己,小一點的給親近的人,最小的給普通士兵。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他們沒有找一個榜樣來教育人,而是著眼於制度設計。比如兩個士兵得到一個面包,按規定其中一個負責切割,另一個人則有權首先挑選。這樣,那個切割面包的士兵為了防止自己吃虧,就會非常小心,盡量切得一樣大。這樣的傳統延續發展,就是現代西方社會比較重視制度設計,而不僅僅依靠道德說教。正是有了制度的約束,那裡的腐敗就沒有許多發展中國家那麼普遍和嚴重。

  我還可以舉出在兩個不同國家的親身經歷,來說明別國之人雖然不知道孔夫子孟夫子,但其道德並不比我們差。

  上世紀八十年代兩伊戰爭時我常駐伊朗,發現在兵荒馬亂的時候,伊朗人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道德水平。有一天,內人在使館勞動時不慎從樓梯上摔下,跌斷了右臂的鷹嘴骨。我聞訊放下手頭的工作趕去,忙著送醫院。此時,使館大門外等待辦簽證的隊伍里走出一個小夥子,告訴我德黑蘭有一家私人診所,專治四肢骨骼,醫生是留美生,並曾在德國行醫十年。他把自己的車開過來,載著我們直奔那家醫院。次日,他還帶了一束鮮花,特意來醫院探望。我與他素昧平生,如此熱心相助,令我感動。後來我們又來往了幾次。那時候的伊朗經濟非常困難,本國貨幣里亞爾急劇貶值,實行外匯管制,官價一美元換七十里亞爾,市場上則可換一千多里亞爾。我們的經費是美元,如果老老實實到銀行去兌換就吃虧太大了。這小夥是個小商人,在德黑蘭巴扎里有一個鋪位。我就給了他兩千美元,托他在巴扎兌換。那天我們等了他一天,到晚上才把錢送來。說實話,我都有點後悔了,想起小時候母親反覆告誡:“銅錢銀子,左手不托右手,外甥不托娘舅。”但晚上他來了,公文箱里滿滿一箱子的里亞爾。他見我喜出望外,知道在此之前一定有一個著急的過程,說道:“別說兩千美元,就是一萬,十萬,我也會如數送來的。我們巴扎商人,每天經手的錢成千上萬,一般連一張條子都沒有,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問題。”我聽後很不好意思。

  近年來,我在國內經常上當受騙,每每想起這個伊朗小夥子。他們不一定接受過“人無信不立”之類的教育,為何如此誠信?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古風猶存。伊朗人告訴我,好客是他們的傳統,至今在偏遠農村,家裡來了客人,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也要好吃好喝招待,困難的人家,有一口吃的,要讓客人吃,只有一床被子,要給客人蓋。如果誰家怠慢了客人,說明這家人太沒有道德,就會在當地難以做人。另一個原因是宗教。伊斯蘭教不僅有道德的道義約束,而且有宗教法律的約束,違反道德規範將受到實實在在的懲罰。這兩條,一條是我們早就丟掉了,一條是我們根本就不具備。

  再舉一個澳大利亞的例子。

    澳大利亞的人際關係遠沒有我們這樣密切,一般是各自過各自的日子,別人的事情不打聽。但是,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卻人人都樂於提供幫助。我到什麼地方去,如果不認識路,停在一邊查看地圖,就會有人上來問:“我可以幫助你嗎?”“我能為你做些什麼?”有的時候,他們會開著車在前面帶路,一直帶到岔道口,並指給我正確的方向。有一次,我聽說悉尼有一個停車場比較便宜,但在那裡轉了兩圈,沒有找到入口。我問一個華人,他漫不經心地用手一指就走了,連口都懶得開。我只得向一個當地白人婦女打聽,那婦女滿面春風,詳細告訴我怎麼走,看我還有些疑惑,幹脆拿出紙筆來為我畫了一張地圖。

    澳大利亞人也不知道孔子,他們有如此高的道德水平,除了“愛人如己”之類的宗教教育外,還有現代文化的影響。我們的傳統社會是以家庭和家族為核心的,為自家人辦事不遺餘力,甚至不惜違法,外圍依次是親戚、朋友、同學或戰友什麼的,起碼是熟人,其他人就都是競爭對手,沒有義務提供幫助。澳大利亞人的家族觀念比較淡薄,社會以個人為核心,個人以社會為大家庭,非常注重社會的整體和諧,要求社會成員具有公共意識和公共道德,將社會中的其他成員當作自己人。這兩條,一條是我們根本不具備,一條是還沒有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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