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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族文化再發現

http://www.CRNTT.com   2010-12-02 14:33:38  


 
  這位官員的振振有詞印證了經濟學家森島通夫的說法:“自明治維新以來,趕上和超過西方國家一直是日本人民最悲壯的願望。”現在,時機到了,1955年以後的歷屆首相都制定了長期的經濟計劃,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當年聲稱要“用一億日元來守住貞操”的池田勇人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在通產省的強力推動下,紡織、鋼鐵、機械器具、石油產品、精密儀器的生產高峰接踵而至,一些人開始使用“日本有限公司”來比喻這種政府強硬的產業政策指導下運行的經濟體。對於日本人來說,為了重點加強對西歐各國有競爭力的戰略產業,就必須將優秀人才集中於這些產業,為了選拔出優秀人才,孩子們就必須參加激烈的競爭,因而學校成了所謂“受驗地獄”——這種舊時的印象直到現在還被一些中國人用來自我安慰和解嘲。

  1960年代初,法國總統戴高樂提及池田勇人時還輕蔑地稱之為“那個半導體推銷員”,不出幾年法國就被日本超過。到1968年,日本的GDP已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二號強國,日本製造打遍西方無敵手,連美國媒體也開始擔心。1971年5月10日,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登上了《時代》封面,標題是“如何應對日本的經濟侵略?”

  然而這只是硬幣的一面,人們會問另一個問題:有多少人分享了經濟起飛的成果?又有多少人被這趟疾馳的新幹線列車拋下?

  日本給出的答案是:1億總中流。從1955年開始,日本社會學界進行全國的“社會分層與流動調查”(SSM調查),到1980年代,有70%的接受調查者認為自己屬於中流階層,而來自日本政府“國民生活輿論調查”的數字則是接近90%。1984年,東京大學教授村上泰亮在他那本著名的《新中間大眾的時間》裡寫道:“就一般趨勢而言,藍領與白領的區別應視為古典資本主義時期的一種惰性,將逐漸失去其存在意義……”

  “主要是稅制。”日本一家主流經濟報紙的記者認為這很好解釋,“日本最大的稅源是企業稅和個人所得稅,有錢人要交很多稅,有的要占收入的65%,此外遺產稅也很厲害,很多人幾乎承受不了……決定稅制的是日本很優秀的官僚,他們畢業於名校,有這個理想:日本社會應該是公平、平等的。”

  日本財團會長笹川陽平年輕時交稅最高曾達到收入的80%,“那幾乎就是拿一個手續費了!收稅是調節貧富差距、穩定社會情緒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今年77歲了,我死後我的房子就要賣掉交稅,不然會有很多麻煩。”

  笹川陽平曾多次造訪中國,“我常說,日本是國家財政赤字,但老百姓過得還可以,中國也許正相反吧。當然,鄧小平先生的先富論是沒有錯,但可能他也不會想到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會這麼大。今後中國應該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社會福利方面,包括醫療、食品安全等等,這才是一個國家真正富裕的標準。”

  日本工會總聯合會前代表世森清從勞動者的角度給出了另一種解釋:從1955年開始,日本的勞動者開始聯合起來,向資方提出漲工資等要求,由於日本的財政年度到3月31日終結,所以抗爭多在櫻花開放前的早春,是為“春鬥”。“戰後日本多有勞資衝突,受到懲罰的都是工人,”世森清說,“1950年前後,日本通過了勞動組合法、勞動基準法、勞動關係調整法等‘勞動三法’,組織權和罷工權從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而通過勞資談判,雙方又通過一個被稱為“生產力三原則”的協議:首先,雙方同意衝突對彼此無好處,應該坐下來談,以建立勞資協定;協議制定後,資方可以給勞方一個長期雇傭的承諾;保證利益在經營者、勞動者和消費者間公平分配。對於終身雇傭制、年功序列制、企業內工會這日企的“三神器”,索尼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在《日本可以說不》裡說得更漂亮些:“日本的公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就像一個人結了婚,即使生了一個身體有殘障的孩子,仍要一輩子照顧他一樣,是不能輕易解雇的。而日本的員工,由於了解所謂的命運共同體,因此,為了將來,‘現在’可以忍耐。當公司方面若提出為了將來,想將盈餘轉增資,或投資於設備時,工會組織不會無理取鬧,而有和解、妥協的餘地。”

  在日本採訪期間,我們好幾次聽到這樣的話,“日本人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極低”,而常被拿來的例子是,日本最窮的沖繩,人均收入也達到了最富有的東京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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