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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巴喬夫：成功者失敗後的20年

http://www.CRNTT.com   2011-01-05 13:17:24

戈氏起初使用計劃手段推行社會經濟改革，推行“加速戰略”，全面改革經濟管理模式，給企業放權，大搞勞動競賽。但由於經濟改革者的經驗還停留在計劃思維階段，對於市場理解不深，再加上政府內部官僚體制的慣性比較大，經濟改革的步子也不協調，碰到了阻力。1985年前蘇聯國民收入增長率是3.2%，1986年後下降到2.8%。“加速戰略”沒有達到原來的預期。 　　這時候，他把政治改革提上了日程。想以此吸引人們積極參與改革，同時監督蘇共的幹部隊伍。由此，他終於開啟了一扇門，一扇他無法掌握的民主化的大門。 　　民主化的起點是提出了“公開性”的口號，放開了輿論環境，自由言論紛紛出台。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上開始重新評價和反思蘇共的歷史，並形成了種種和民主有關的概念。 　　樓管員麗達大嬸回憶這一段時的感覺是：“當時不清楚怎麼回事，突然有些亂。”她記憶中的黃金時代是安德羅波夫（1982年到1984年任蘇共總書記）時代，“那個時候很有秩序。” 　　那時的蘇聯人民對自由和民主的理解都很直觀。人們希望輿論開放，希望多黨制，希望親自選擇國家領導人。人們也開始相信，全人類具有普世的價值體系，那就是人道主義。其中還包括，加盟蘇聯的各個民族可以自由討論民族自決權，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個人的自由。 　　五十多歲的政治學者安德烈對筆者說：“在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前，人們的行動自由度沒那麼高，尤其在找工作方面有限制，有些人比如猶太人，雖然有較高的知識水準，但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公開化後他們擁有了自由找工作的權利。” 　　但安德烈對“公開化”也提出了一些批評意見：“‘公開化’之後，自由泛濫了。人們對過去採取批評的態度，不但批評不好的，也批評一些好的東西，破壞了社會生活的一些基本的倫理規則。比如社會主義式的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以及愛國主義等。”他總結道：“自由化給人帶來了自由，但是沒有帶來規範，自由擴大了人的選擇範圍，但是丟失了理想。” 　　伴隨著湧動的多元社會思潮，戈爾巴喬夫主導從制度層面進行了分權的嘗試。首先是修改黨綱，放棄蘇共“是蘇聯政治體制核心”的提法，把黨的權力轉到最高蘇維埃，並推動修改蘇聯憲法，通過競選召開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在1990年第三次人代會議上，進一步取消了憲法中規定的“蘇共黨對國家領導作用”的條款，並規定了公民有結黨的權利。還在蘇聯設置了總統制，戈爾巴喬夫當選為第一屆總統。 　　在這樣的情況下，戈爾巴喬夫似乎推動了民意、順應了民意，並且似乎是推翻官僚制的先鋒，成了一個新時代的開創者。 　　但是，有3個因素影響了他獲得“蘇聯民主之父”的殊榮： 　　各個加盟共和國在“民族自決”思想的影響下，自波羅的海三國始，紛紛欲擺脫蘇聯的控制，連俄羅斯也打算獨立。這就消解了蘇聯整個國家的權威。 　　葉利欽通過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改革計劃和政策不徹底，進展緩慢，沒取得什麼成績”，以及從體制中脫離，成了反體制的英雄。而他的形象一改蘇共官僚們的沉悶之氣，在選舉時代很能掙得選票，並盡收這樣的光環，掌握了當時的民心。 　　“八一九事件”給了戈爾巴喬夫最沉重一擊，一些還打算維護蘇共體制的官員期望通過政變結束政治改革，挽救蘇聯。但是民心已經不向著他們了，連軍心也不能收複。這一事件中，葉利欽成了反政變英雄，並在政變後實際掌握了原蘇聯中央所掌握的權力。 　　最後，當俄羅斯、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在白俄羅斯的別洛韋日簽訂新《獨聯體條約》的時候，蘇聯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則無奈地在1991年12月25日辭職。 　　“戈爾巴喬夫是個好人，但是選擇了不明智的方法。”這是麗達大嬸的評價。不過當時對戈爾巴喬夫的離職，她並沒什麼遺憾。如今的她則期望能改善生活。她抱怨，以前很多東西是免費的。赫魯曉夫式的房間雖然小，但畢竟是自己的。但現在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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