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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中國第五代政治文化

http://www.CRNTT.com   2011-01-06 11:54:42

“革命鬥爭”對外時往往會受到綜合實力及國家關係等因素的限制，於是就比較容易轉向和對准內部。事實證明，用鬥爭文化來統領和平建設，就象唐吉柯德錯把風車當作對手而反覆進行無謂衝殺一樣，最終淪於瞎折騰和自亂陣腳，並扭曲破壞了文化中的人文互信及務實品格。 　　隨後的“改革開放”文化是對極左模式的撥亂反正，是中國社會走向正常化與可持續發展建設的開端。一時間，中國出現了經濟領域與政治文化改革齊飛的良好局面。更加可貴的是，中國文化知識界自近現代及“五四運動”以來，所努力推動的民族現代啟蒙教育和意識，在幾經戰爭與政治動亂的干擾阻斷之後，又得以恢復和重新出發。 　　但在“改革開放”文化的後期，改革與保守雙方形成了僵局，經濟改革開始超前於政治改革，啟蒙思潮也逐步喪失主流。這造成兩個惡果，首先就是傳統權力結構沒有得到及時優化重組；再就是許多意識形態層面所難以撼動的、屬於根深蒂固的文化落後與頑疾，尚未得到充分改造。 　　新時期的“市場先行”文化，其積極方面在於中國終於開始系統突破傳統的“計劃經濟”束縛，更大幅度地調動起市場力量，邁向經濟發展的新台階，並開始與國際經濟體系與模式溝通接軌；但問題是由於經濟和金錢單腿超前，滯後的權力管理體系和文化積習意識卻踉踉蹌蹌，由此催生了更多的權錢勾結，官員腐敗，畸形致富，及資本原始積累的醜惡重複。 　　近幾年實行的“和諧企穩”文化，試圖借助中國傳統智慧，調理社會中的官與民，貧與富，公與私等複雜甚至嚴峻的關係結構。譬如其一方面給予了信息和互聯網時代的民眾以一定權利空間，甚至開始對中下層官員及非政府社會精英的言行，形成了某種大眾監督制衡；但另一方面，“和諧穩定”也時常被利用成掩蓋問題，逃避責任，和壓制批評的借口，從而給此種政治文化的業績打下了不少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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