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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學生的“五四”記憶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何謂“五四運動”，既可理解為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前的反日遊行及其後續效應，也可看作互為關聯的三大部分：思想啟蒙、文學革命、政治抗議。兩種叙述，體現不同的學術立場。毫無疑問，北大學者大都選擇後一視角，因那意味著，北京大學始終站在聚光燈下。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到台灣參加“五四文學人物影像”開幕式及相關論壇，一看海報，我就樂了。為何選擇冰心、徐志摩、魯迅、鬱達夫、田漢，這海報上的五人組合，沒有一個在五月四日天安門前的抗議現場。即便在京的冰心和魯迅，也都沒有參加遊行；即便參加新文化運動，也不是“主將”。魯迅的作品代表新文化的“實績”，但他自稱是“聽將令”的。一問方才明白，決定此布局的不是官方，也不是學者，是美編。為什麼？好看，青年人喜歡。這你就明白，對於文化傳播來說，圖像確實很重要。 　　活動的開幕式上，台灣師範大學合唱團的學生，穿上五四時期的服裝，唱那個時代的流行歌曲（圖五），可一開口，我就覺得不像。因為，此前北大也有一台晚會：“紅樓回響———北大詩人的‘五四'”（圖六）。兩相比較，後者那種舍我其誰的感覺，且自認“五四”精神已經融化在血液中，那就是“我們的故事”，讓我很震撼。一注重儀表，一強調精神，在影像時代，如何“複活”或“創造”歷史，你以為北大肯定獲勝，不一定。 　　大陸談“五四”，那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而台灣談“五四”，基本上屬於“懷舊”，沒有那種“壯懷激烈”的感覺。最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在如何看“五四”的問題上互相影響。台灣影響大陸的，是對激進主義思潮的批評，尤其不滿五四新文化人對傳統文化的批判；大陸影響台灣的，是新文學不僅僅屬於溫柔且文雅的徐志摩，必須直面魯迅等左翼文人粗糲的呐喊與刻骨銘心的痛苦。 　　怎麼看“五四”，當然見仁見智。可當我開口評述時，明顯是站在大陸學者的立場，比如，強調北大學生更能體會“五四”精神。仔細分析，這或許是“北大視角”造成的，且更多體現北大人的政治情懷及學術立場。再進一步推想，我的這種解讀方式，是否與二十世紀中國“風雲激蕩”的歷史命運相呼應；下一個百年，中國人怎麼看“五四”，還像我們一樣“慷慨激昂”、“涕淚飄零”嗎？或者換一個角度，歐美學人怎麼看五四，日本青年怎麼看五四，同時代的中國人中，北京人與外地人、親歷者與風聞者、工農大眾與青年學生，其解讀“五四”的方式，是否也都不太一樣？ 　　另外，在世人的記憶中，占據五四新文化運動舞台中心的，乃著名教授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氏兄弟等。這自然沒錯。可還有一點同樣不能忘記：這是一個標榜“新青年”的運動，大學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五四時期的青年學生，就學識與社會影響而言，確實無法與陳獨秀、胡適等比肩；但日後的發展，則未可限量。大學期間“躬逢盛事”，有幸目睹甚至直接參與思想大潮的崛起，對其一生必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這個意義上，談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好兼及當時“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學生。談思想啟蒙，師長們確實占據中心位置；論文學革命，則師生各有專擅；至於政治抗爭，唱主角的乃是大學生。否則，怎麼叫“學潮”或“學生運動”？更值得關注的是，日後關於“五四”的紀念、追憶與闡釋，主要是由學生一輩來完成的。 　　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廣州出版社，1999；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圖七）中，我們勾勒了45名歷史人物與“五四”相遇的生命歷程，其中包括13位大學生，但師長輩依舊是主體。在《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中，我論及“回到‘五四'現場”時，曾開列十位當年北京學生（其中北大4人）的回憶文章，目的是讓對“五四”感興趣的讀者，從當事人的眼光來解讀那一場已成為重要話題及思想資源的偉大事件。今天，我幹脆撇開師長，純粹從“北大學生”的角度，來看待那場影響極為深遠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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