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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魏晉時期佛教融入中國人的精神生活

http://www.CRNTT.com   2011-05-17 14:22:59

到了魏晉時期，佛教為文化精英們指出一條尋回話語權的道路。文化精英們發現，出家成為僧侶之後，不必再受綱常倫理的束縛，尤其不必受“君為臣綱”的限制，可以在皇帝面前抬起頭來，維護自己的尊嚴。東晉時廬山東林寺的慧遠寫了一篇《沙門不敬王者論》，強調僧侶不必向君王下跪。僧侶們談論佛法，擁有相對獨立的話語環境，而不必像儒者那樣，受到朝廷的干預。佛教這樣的言論自由，對文化精英形成了吸引力。文化精英們即使不出家，在談論佛法的過程中，也能體味到自由言說的快樂。 　　魏晉時期的玄學家既追求言論自由，也追求精神自由。在如何實現精神自由方面，他們並沒有找到很好的途徑。他們無非是清談、喝酒、吃藥，放蕩形骸，或做一些與眾不同、索隱行怪的事情，但這些只能暫時滿足精神自由的需求，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佛教為他們指出一條比較徹底的路徑：放棄世俗生活，出家為僧，真正過一種超俗的精神生活。由於這個緣故，魏晉以後，佛教的影響力很快超過玄學。一些文化精英不再在玄學中尋找精神自由，而是轉向佛教。他們出家當和尚，並不是為生活所迫，也不是身陷逆境，而是為了找到精神自由。在佛教寺廟裡面，文化精英們精神解放和言論自由的訴求終於得到了滿足。 　　大眾的精神安頓需求 　　中國人對於佛教的精神需求，還來自大眾層面。 　　在古代社會，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普通民眾在生活上很痛苦，在精神上也很痛苦，特別需要用一種“精神鴉片”來緩解精神上的痛苦。可是，在中國固有文化中，找不到這樣一種精神安慰劑。中國哲學在發端時期，就走上了精英文化的路向，只關注上層社會的理論需求，熱衷於“治國平天下”之類的政治哲學問題，而不關心大眾的精神安頓問題。先秦諸子百家學說，基本上都屬於精英文化類型。儒家哲學鼓勵人到朝廷去做官，有強大的激勵功能，而安慰功能比較弱。道家哲學鼓勵人們到山林去修行，對文化精英來說，有一定的安慰功能，可是對本來就在山林中勞作的貧苦大眾來說，並不能起到安慰的作用。同時，中國的原始宗教在春秋時期就被解構，沒有從中發展出理論形態的宗教，沒有形成一種適合大眾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在中國哲學早期的理論構成中，大眾文化一直處在缺位的狀態。 　　魏晉以前，政治哲學是主流話語；魏晉以後玄學興起，轉向人生哲學，但玄學家只講士大夫的人生哲學，沒有講有普適性的人生哲學。普通民眾的精神安頓問題，依舊無人問津。佛教同中國固有哲學的區別在於，它在起步階段選擇的就是下層路線，而不是上層路線。它從生、老、病、死等人生中的痛苦講起，形成一種適應大眾精神需求的宗教文化。佛教所描繪的佛國、淨土、極樂世界，有強大的精神安頓功能，可以緩解人的痛苦，對深陷苦難之中的普通民眾有極大的吸引力。佛教的這種精神寄托功能，是中國文化中所缺少的因素，是需要引進的因素，這就決定了佛教在中國普羅大眾中有非常廣袤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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