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

朱啟超：駁閻學通“超級大國”論

http://www.CRNTT.com   2012-01-06 11:26:03

國際組織空談化 　　國際組織管理世界事務的能力下降。國際組織是僅次於國家的第二重要行為體。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組織，基本上都遵行了領導成員終身制的原則，即無論國家實力對比發生什麼變化，國際組織的領導成員不改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成員不變，世界銀行總裁只由美國人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幹事只由歐洲人擔任。在大國實力結構發生變化的條件下，領導者終身製造成國際組織領導國的責權不平衡。領導國沒有能力提供領導，有能力的國家不承擔領導責任，從而使國際組織無力為維護國際秩序和促進國際合作提供領導力量。冷戰時期，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的頻率高於冷戰之後。從一極格局向兩極格局轉變的過程，可能會伴隨否決權使用頻率的上升。 　　由於國際組織在各種危機中只能空談，起不到成員國預期的作用，建立新機構解決危機的策略就流行起來。例如，當G8解決不了全球經濟問題時，就成立了G20。面對開展東亞地區經濟合作的困難，先後建立了APEC、10+1、10+3、10+8。伴隨國際機構擴散的現象是國際峰會數量增加，會議達成的宣言越來越長。其原因是國際機制缺乏治理效力，於是出現以量充質的現象。這種以量充質的結果是，每次重複達成促進合作的共識，但沒有後續落實共識和推進合作的行動。國際機構日益向表達不同見解而非解決實際問題的方向發展。 公平正義社會思潮化 　　公平原則與自由原則競爭。冷戰結束後，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國際政治思潮。然而，近來自由主義的主導地位開始受到公平主義思想的挑戰。美歐因失去貿易優勢，開始提倡公平貿易的合理性，而避談自由貿易的優越性。面臨全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壓力，新興經濟體國家提出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這是一種公平的減排原則，國家要依據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承擔不同的負責。發展中國家集體更是從歷史責任角度提出公平的減排標準。發達國家提前進行工業化，以往60年以17%的人口排放了70%的二氧化碳，而發展中國家的83%人口只排放了30%。因此，發展中國家應比發達國家排放得多，才是公平的。公平是通過差別原則體現的，而自由是以平等競爭體現的。 　　正義的要求開始挑戰經濟發展要求的國際主導地位。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能力已經大大超越人類的消費需求，出現全球性的產能過剩。然而，由於分配不合理，因此貧困與溫飽問題仍解決不了。全球化提高人類生產能力的同時，加劇了兩極分化，於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出現民眾對社會正義的要求比經濟發展要求更強烈的現象。隨著民眾物質生活的改善，人們對社會不正義的現象越來越不能容忍。阿拉伯之春、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抗議緊縮政策活動、俄羅斯抗議選舉舞弊活動，都體現出民眾對實現社會正義比經濟發展更渴求。國際格局兩極化的趨勢正在弱化美國的國際主導地位，同時使以自由平等競爭為核心的美國傳統意識形態在國內外受到公平和正義思想的挑戰。 　　國際體系演變時而緩慢時而急劇。國際體系由行為體、格局和規範三要素構成，其中任何一者的變化都具有推動國際格局演化的作用。當前格局兩極化，干涉內政規範化，國際機構空談化都意味著我國面臨的國際體系正在變化。這種體系變化還伴隨了公平正義思潮社會化的趨勢。故此，我國外交也面臨著如何與時俱進才能最大限度維護國家利益的問題。《詩經》的“周雖舊朝，其命維新”，其意是周朝能延續幾百年靠的是不斷革新。《禮記》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說，政策的改革創新最好是經常的和連續的。如果我們認為，以往30多年我國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來源於不斷的政策改革，那麼這一道理同樣適用於我國的外交工作。

【 第1頁 第2頁 第3頁 第4頁 】